許維鴻：如何增強對抗金融制裁免疫力

美國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花樣翻新，從用SWIFT“孤立”俄羅斯商業銀行，到近期針對俄羅斯政府和企業的離岸美元債務，美財政部叫囂要製造俄“歷史性違約”、耗盡其外匯儲備。雖然俄採取了反制策略，但英美這一輪金融制裁“組合拳”仍給俄未來幾年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更有甚者，一些好事的英美媒體藉此不懷好意地挑唆中美關係，煞有介事地推演中國能否頂得住類似的金融制裁，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但是經濟結構顯著不同、頗為互補。回顧歷史，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美兩國在實體經濟投資、貿易自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等領域合作加深，形成了二十年間互動雙贏的貿易、產能、資金、資本的良性循環：中國靠外向型出口拉動本國城鎮化、積攢了鉅額的外匯儲備，奠定了紮實的國家發展資本基礎；美國則靠物美價廉的中國進口鞏固了互聯網、高科技和金融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在新一輪發達經濟體的競爭中脱穎而出，讓美元成為世界上具有絕對領先地位的貿易結算貨幣和各國央行儲備貨幣。

中美經濟、金融合作歷史，是基於雙方政府務實的政策導向，符合“金融是服務實體經濟”的客觀規律：美元作為貿易和投資工具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而非作為武器制裁他國。從經濟學的角度，在全球大市場中，美元作為央行儲備貨幣，一旦成為“美國優先”的制裁工具，只會讓很多國家不敢把自己的經濟綁在美元一種貨幣上，而是謀求歐元、人民幣等其他貨幣的多樣化。這種趨勢一旦形成，美元“一家獨大”的全球結算和儲備地位，必會受到嚴重削弱。

不僅針對歐元，近幾年由於美國內民粹化傾向，兩黨政客用對中國和人民幣的強硬態度標榜立場，最終傷害了中美兩國良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這些不良政客真沒準哪天會對中國動所謂金融制裁的歪腦筋，我們需要理性思考、認真面對。

首先，中國應不斷深化與歐元區的金融合作。俄羅斯近些年把外匯儲備完全去美元、去英鎊化，換為歐元、人民幣和黃金，以黃金保幣值、以歐元和人民幣作為俄羅斯國際結算的貨幣中介。不同於英美的海權體系，法德等國的法律和金融體系更注重服務於實體經濟、適應文化宗教的多樣化、強調適度槓桿的陸權金融，這對中國金融現代化的進程有一定指導意義。

其次，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爭取世界多樣化資本合作。香港在全球各大金融機構中地位很高：無論是東亞各國的製造業資本，還是中東各國的石油資本，都願意到香港進行跨境投融資交易。香港背靠中國大陸巨大體量的實體經濟，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依然可期——通過多貨幣和多金融工具的交易平台、數字貨幣、金融監管、法律服務的全面升級和多體系兼容，香港是中國金融最佳的境內“離岸”交易中心。

第三，發力沿邊金融改革，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互通。人民幣的真正國際化，是徹底讓英美放棄金融制裁想法的終極路徑，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合作是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貿易便利化、跨境產能合作，提高沿線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度，最終提高各國的民生水平。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互聯互通，不僅是貿易和產能合作的重要保障，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有效路徑。其中，沿着我國漫長國境線的跨境結算和投資的沿邊金融改革，更是從實體經濟出發的底層匯率機制建設。以中老鐵路通車為契機，依託沿邊省份如黑龍江、新疆、雲南和廣西的金融創新，落實並延展關於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文件精神，這些都是被國內外金融機構期待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總之，人民幣國際化是順應全球化趨勢的理性選擇。中國應未雨綢繆，通過多樣化手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穩步提升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和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擴大人民幣離岸市場存量規模和衍生品種類，用現代金融保駕護航一個更加色彩斑斕的全球化進程。（作者是甬興證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