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日本對中亞展開外交攻勢，用心可疑

日本外相林芳正日前與中亞五國外長舉行視頻會議，並計劃本月底出訪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據日媒報道，探討俄烏衝突問題、強調有必要“警惕過度依賴中國”和宣傳日本“高質量投資”，是貫穿林芳正與中亞國家外長互動的重要議題。在世界目光聚焦歐亞大陸西端的烏克蘭局勢時，日本卻反常地在中亞腹地開展外交攻勢，背後具有多重考慮。

第一，“乘虛而入”攪亂現有地區格局。作為所謂“後蘇聯空間”的核心區域，中亞向來被視為俄羅斯對外戰略和周邊外交的重中之重，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聯繫十分緊密。俄烏衝突爆發後，日本極力統合與歐美的政策步調，對俄實施廣泛的經濟、貿易和金融制裁。對此，俄羅斯宣佈停止與日本就締結和平條約進行談判，並退出相關聯合經濟活動交流。在日俄關係陷入冰點的背景下，日本希望抓住俄戰略重心被迫向西部“傾斜”的契機，利用與中亞國家建交30年的時間節點，主動迎合部分國家的多元化外交取向，試圖將中亞作為試驗田配合美國對中俄的“雙遏制”策略，打亂中俄“雙引擎”共同牽引下的地區發展格局。

第二，提供所謂“替代方案”制衡中國。早在2015年，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就曾赴中亞五國，嘗試推銷“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負責任”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等經濟牌，牽制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雖然日本政府尚未公佈林芳正這次訪問的具體日程，但從日本近期在國際場合加大渲染所謂“中國威脅”和“債務陷阱”的態勢看，日本此時高調推進與中亞國家合作，核心目的依然是削弱“一帶一路”倡議對相關國家的吸引力，再次突出所謂“高質量、負責任”的投融資計劃，為相關國家提供所謂不依賴中俄的“第三條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還有意參照美國的中亞戰略將哈、烏兩國作為中亞合作的戰略“雙支點”。據統計，日本對兩國的投資總額已超過110億美元，林芳正此訪可能宣佈新的雙邊投資和援助計劃，爭取中亞支點國家對日本“建設性角色”的認同。

第三，強刷存在感解決自身戰略需求。日本雖然不是俄烏衝突當事方，卻表現出爭做“主角”和在敏感問題上“夾帶私貨”的衝動，包括利用衝突引發的聯合國“失效”質疑，再度熱炒安理會改革和日本“入常”問題，以同為“戰敗國”的德國防務政策調整為依據，嘗試藉機推動修憲和所謂“正常國家化”。日本認為現在不但可將中亞納入圍繞俄烏衝突展開的另類“穿梭外交”，在國際熱點問題上強化大國形象，還可再度為“入常”議題進行造勢。同時，日本能源自給率僅11%，無法追隨七國集團步伐發起對俄能源制裁，包括“薩哈林2號”“北極液化天然氣2號”等日本參與投資的能源項目得以保留。但隨着俄羅斯針對“不友好國家”提出的天然氣貿易強制盧布結算，日俄能源合作的可持續性受到質疑。因此，日本可能重新將中亞作為開拓能源進口多元化渠道的對象，包括參照“技術換資源”模式，探討油氣和鈾礦等稀有金屬的貿易合作。

總體而言，日本加緊謀劃“中亞議程”表明岸田政府仍試圖延續“安倍路線”，將中亞國家作為遏制、削減中國地區影響力的重要抓手，以此爭取周邊外交的新突破。但這顯然難以達到預期。

一方面，中國在中亞並不謀求排他性主導地位。中國和中亞國家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與最大轉型國家羣體，已經建立獨特的合作模式，其中的核心是互信與相互尊重，特別是尊重中亞國家的集體認同和戰略自主。與美國的“排他性”中亞戰略不同，中國倡導包容性的“一帶一路”合作框架，強調與各國發展戰略對接，也重視與地區其他倡議、機制的互補發展。中亞各國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視為重要歷史機遇，均提出與本國發展戰略的對接方案。日本通過炮製中國“債務陷阱”而強推所謂“替代方案”，很難得到中亞國家認同。

另一方面，中國—中亞合作的先發優勢難以超越。過去30年，中國與中亞國家貿易總額增長超過100倍。截至2020年底，中國對中亞地區投資累計達到約400億美元，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吉烏公路等一批大項目成功建成，助力中亞各國產業升級、互聯互通和民生改善。中國—中亞合作已進入提質增效的新階段，包括在傳統的能源和農業合作之外，探索數字經濟、電子商務、大數據和雲計算、綠色經濟和新能源合作，更為重視跨境物流服務、通關便利化等“軟聯通”等。短期內，日本或許有“奮起直追”的決心，但缺乏大規模、可持續、全方位投入的資源配置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日美同盟主導和“印太戰略”優先的大背景下，中亞地區不太可能成為日本海外投資和對外援助的重心。除經濟合作外，日本與中亞國家合作的政治和安全短板也較為明顯，難以撼動中俄在本地區的重要角色。因此，日本謀劃“中亞議程”進行攪局、制華的“願景”現實極其骨感。（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