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專家解讀：為什麼説中國經濟充滿韌性

姚景源：從兩方面穩住中國經濟大盤

面對逐漸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2年的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着力穩住中國經濟大盤即是其中要義。

從數據上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去年呈現次序下行的趨勢：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8.3%，二季度7.9%，三季度4.9%，四季度只有4%。今年一季度雖然有所回調（4.8%），但還是可以清晰看到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在加大，這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現實。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都將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為此，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入手穩住中國經濟大盤。

首先是穩住增長速度。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目標設為5.5%左右，這是經過綜合嚴肅考慮的。第一，考慮的是就業。今年大學畢業生預計將高達1076萬人，首次邁入千萬人時代，這相當於一箇中等國家的人口。按照這些年的經驗，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180萬到220萬的就業，由此，今年希望可以實現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第二，如果經濟增速預期目標設定在5.5%左右，城鄉居民收入、企業利潤和政府財政收入都可以保持一個較好的增長。第三，如果增速達到5.5%，又可以與“十四五”規劃和第二個百年目標的第一階段任務相互銜接、實現協調。

穩住中國經濟大盤，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穩住市場主體。去年中國有1.5億户市場主體，其中90%是中小企業，屬於民營經濟。穩住這些市場主體，使它們迸發內在活力，不斷進行生產和創新，它們就可以更好地吸納就業。市場主體發展了，老百姓的收入就有了保障。所以，穩住中國經濟大盤，根本還是在於穩住市場主體。

這次有關部門出台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力度可以説前所未有，根本點都是圍繞激活市場主體活力，使市場主體成為穩住經濟大盤的生力軍和主力軍。就財政政策而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累計新增減税降費約1.1萬億元，今年預計全年退税減税約2.5萬億元，是去年的一倍多。這一舉措將進一步激發億萬市場主體活力，增強實體經濟韌性。而貨幣政策的核心作用是降低市場主體的融資成本，使它們可以更容易獲得資金。在激活市場主體活力，為市場主體降低融資成本的同時，更多的政策手段應當向中小企業傾斜，向民營經濟傾斜。

除了國家政策，我們還有諸多有利條件。比如説俄烏衝突導致國際糧食價格上漲，有人擔心國內的糧食安全問題，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習近平總書記説過，“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始終把農業放在重中之重，糧食產量已經連續7年超過1.3萬億斤，今年也將確保糧食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能源也是一樣。“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推進能源革命，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並加快發展非化石能源。雖説複雜的國際環境確實會帶來一定影響，但我國綠色能源發展迅速，已經有能力應對外來的變化。

在其他一些領域，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努力穩住經濟大盤，比如投資還有相當大的空間。2021年末，人民幣各項存款餘額232萬億元，這是一個了不得的數字。從經濟學角度來説，儲蓄也意味着投資。去年財政收入超過20萬億元，同比增長10.7%。另外，“十四五”期間，全國有102項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它們都經過了反覆論證。其中有一些項目原本計劃在2023年、2024年開工，如果調整為今年開工，這些都將為穩住中國經濟大盤、支持中國經濟向前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作者是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劉尚希：以創新的精神去應變求變

現在處於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時期，原有的各種制度規則都在邊際失效，導致各種不確定性擴大，不斷有蝴蝶在扇動翅膀，“蝴蝶效應”層出不窮，只有加速構建新的制度規則形成新的秩序，才能降低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才能為發展構建新的確定性。從全球看是這樣，從國內看也是這樣。

世界大變局不只是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還有“三化”的不可逆趨勢。比如説低碳綠化，它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標準和要求，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已經嵌入到會計準則併成為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內容，原有的資產確認、計量和估價準則都需要進行調整，全社會的資產價值都處於重估過程之中，對全社會的資產存量和投資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還有數字化。數字化是以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通過5G、雲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不僅在推動新要素和舊要素的重新組合，而且還在不斷顛覆現有的經濟生產組織方式、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政府運行方式。我們現在的整套法律制度、行政規定和政府監管，當然也包括我們的理念、理論，都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是工業革命的成果。在快速數字化的過程中，工業革命的成果逐漸在沉澱為數字文明的基礎，在數字化漸漸成為主導的趨勢面前，工業化的傳統也逐漸變得不再完全適用。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和新就業形態等在不斷創新湧現。

第三個是經濟的金融化。一個典型現象就是，我們的財富更多體現為金融資產，實物資產僅僅成為金融資產的載體，如作為抵押品。家庭、個人、企業和政府的資產都在金融化。資產的金融化（如可估值、可抵押、可轉換）是可交易的前提，也作為資本增值的基礎。製造業也與金融化聯繫在一起，如研發創新，就需要風險資本的跟進。尤其是數字平台企業的金融化程度會更高，因為數字技術迭代更新快於工業技術，更需要金融化來吸引風險資本的加持。經濟的金融化會改變原有的規則，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更多風險挑戰。我們過去習慣於從實體的角度來觀察和認識世界，而現在看到的更多是“虛擬”東西，如股票、債券、期貨、保險等金融產品和知識產權、品牌等無形資產，諸如此類。金融化和數字化疊加在一起，就更虛了，比如數字貨幣、數據產品、數字平台、虛擬空間等等，“虛擬現實”日漸超越“實體現實”，成為我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內容，並日漸超越實體現實。

低碳綠化、經濟金融化和經濟社會數字化組成的“三化”，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大趨勢、大背景。在“三化”之下，原有規則需要重構，這是一個大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以創新的精神去面對這些變化、適應這些變化，去識別、應變、求變，去創造，去構建中國經濟發展的更大確定性。

當前我們面臨的是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完成，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包括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都需要通過創新來實現。而且，從整個社會來看，當前社會轉型相對滯後於經濟轉型，市場化改革走在前頭，而社會轉型，包括農民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社會成員機會均等，都相對滯後。社會轉型的相對滯後，就需要我們在社會領域加快創新，加快改革。

經濟改革需要通過社會改革來推動。比如社會誠信。如果沒有社會改革、缺少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沒有建立自我組織的能力，就意味着社會的誠信很難培育起來。如果社會誠信缺失，人們沒有契約精神，交易成本就會很高。企業既是經濟人，也是社會人，經濟行為必須遵守基本的社會規則。用老百姓的話説，就是做事要講良心。講良心就是社會的自約束規則，如果這些底線都沒有，經濟發展的高質量就難以實現。這就是説，政府監管是一方面，社會自律、企業自律、個人自律屬於社會發育的內容。只有社會發育良好，市場經濟才可能健康成長。

市場化的改革已經走在前頭，社會轉型要跟上，這就需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來實現。過去我們主要關注經濟領域的創新，比如技術的創新、企業模式的創新、經濟體制機制的創新等等。這些如今依然很重要，但我們應該把視野擴大到整個社會。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只是考慮經濟領域的問題，就經濟論經濟，很多問題解決不了，我們要學會從整個社會來看經濟領域的問題。

可以説，改革創新的空間是非常大的。通過創新重組現有資源要素，實現更優配置，可以大大提高我們經濟的效率，潛在增長率也可以得到提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確定性就會更大更強。（作者是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英】羅思義：中國經濟仍在全球領跑

國際經濟形勢正在惡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宣佈下調143個國家的增長預測。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8.5%，是40年來的最高值。通脹調整後，美國的工資在去年下降2.7%。高通脹率迫使美聯儲提高利率。在其他發達經濟體，通貨膨脹率更高：西班牙和荷蘭分別是10%。隨着增長放緩和通脹率上升，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正在走向“滯脹”。面對這一不利的國際趨勢，中國正確地推出一項温和的經濟刺激計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就證明了這一點。

與這些國際趨勢相比，即便是粗略的事實考察也表明，中國經濟是迄今為止最強大的全球穩定和增長中心。中國的通脹率為1.5%，完全可控，不到美國的1/5。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以來，中國的GDP增長10.5%，美國GDP增長2.1%。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美國的5倍。

儘管存在這些明顯的事實，美國媒體仍在試圖宣稱，由於上海疫情和俄烏衝突，中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這與已經存在的主要事實相去甚遠，很容易讓人將其視為純粹的宣傳而不再關注。儘管如此，進一步探討這些假新聞仍具有一定意義，因為它們表明了世界經濟的真實狀況以及中美在其中的地位。

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美國的説法可以立即被駁回。上海的疫情與美國相比微不足道。本文撰寫的當天，中國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數是個位數，而作為一個不到中國1/4人口的國家，美國這一天的新冠死亡人數為59人。如果美國的人口與中國一樣多，美國每天的死亡人數將超過數百人。自疫情暴發以來，中國總共有4600多名新冠患者死亡，而美國是超過100萬人。

在經濟方面，中國的表現同樣遠超美國。事實上，美國的政策正在破壞自身和世界經濟的穩定。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曾試圖宣稱，美國通脹率飆升的原因是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影響。這完全不符合事實。到目前為止，美國通脹浪潮的最大部分先於烏克蘭衝突出現。美國通脹率從2020年1月的2.5%升至2022年1月的7.5%。正如《華爾街日報》所言：“這不是普京的通脹。”

引發這波通脹浪潮的，是美國政府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出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在闡明經濟趨勢的同時，我們不妨將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和中國經濟刺激計劃進行對比，就很能説明問題。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美國在2020年12月啓動9000億美元的預算刺激計劃，2021年3月又加上1.9萬億美元，總計2.8萬億美元。美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達到27%的峯值，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27%，兩者都創下美國和平時期的歷史新高。從結構上看，這些一攬子計劃完全着眼於消費，也就是經濟的需求端。從2019年到2021年，美國GDP增長的98%來自消費，淨投資僅佔2%。需求增長巨大，而供給和投資幾乎沒有增加。這不可避免地點燃了美國的通貨膨脹浪潮。《華爾街日報》也説：“華盛頓製造了通貨膨脹。”

2022年年初的數據證實，中國啓動温和的經濟刺激計劃：不僅注重消費，也注重投資。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4.8%，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3.3%，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9.3%，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5%。與美國不同，中國的均衡發展沒有導致明顯的通貨膨脹。

因此，面對不利的國際形勢，中國有在必要時放鬆貨幣政策的空間，美國則被高通脹困在貨幣緊縮中。總之，中國不僅在過去一段時間裏表現優於所有其他主要經濟體，而且顯然處於繼續跑贏所有主要經濟體的最佳位置。（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倫敦經濟政策署前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