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審慎精巧應對與美“戰略相持”

白宮日前宣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及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將於本週內率團訪問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羣島這三個太平洋島國。美國欲藉此舉推動“印太戰略”向南太地區輻射，針對中國的意味很濃。這是美國深化對華戰略競爭的又一動作。

21世紀第三個10年在“動盪重組”中開啓。中國向着2035年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邁進。美國全力遏阻中國和平發展的態勢日益突出，中美關係正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這將是一個長期、曲折並具有不確定性、高風險性的過程，中國的“爬坡過坎”“逆風前行”挑戰並不輕鬆。美國則在渲染被中國“趕超”的戰略焦慮感，加之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種族等矛盾日趨尖鋭，其對中國政策舉動將更加敏感，與中國“碰瓷”的衝動也會上升。美國的“霸權躁動症”將對中美關係前景造成深刻影響。

中國領導人明確指出，在重大風險、強大對手面前，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得“軟骨病”、患“恐懼症”是無濟於事的。同時，要把戰略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我們需要對中美博弈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機制準備、工作準備，以自信、審慎、精巧的方式，積極探索應對中美博弈的新思維、新戰略、新手法，善於在國際格局演進過程中尋求運籌對美博弈的機遇、空間和策略。

提防“衝突心態”

從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演進路徑看，奧巴馬執政時期是“醖釀展開”，特朗普政府時期是“全面鋪開”，拜登時期則開始“調整深化”。拜登政府屢屢拿“中國挑戰”説事，宣揚“中國吃掉我們的午餐”等論調，力圖用“中國牌”進行戰略動員，推進其國內政策議程。其通過升級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拼湊“奧庫斯”軍事同盟等方式，在國際上大搞針對中國的“統一陣線”和“議題聯盟”。

在中國的周邊地區，打着實施“印太戰略”的旗號，美國不斷強化軍事前沿部署，其主導的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活動明顯增多，且越發具有實戰化色彩。美軍針對中國加緊落實“一體化威懾”戰略，旨在提升海、陸、空、太空和網絡等各軍種協同作戰能力，提升美軍與盟友之間的“互操作性”。美國還推動多國軍艦和海警艦船搞聯合巡航。這些軍事動作勢將抬升中美之間的緊張態勢，增加兩軍“擦槍走火”風險。

拜登政府一面叫囂對華實施“激烈競爭”，一面宣揚不跟中國打“新冷戰”、不尋求與中國衝突。然而，競爭和衝突絕非截然兩分，高烈度的惡性競爭隨時有轉化為衝突的可能性。美方不斷炒作2030年前“大陸攻台論”，這種“衝突性心態”正深刻影響中美戰略競爭走向，令地區總體安全“負重承壓”。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認為，涉及台灣問題的衝突將會主導未來一個時期中美安全競爭。

從容應對壓力

雖然拜登政府來勢洶洶，但也應看到，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心有餘而力不足”，面臨不少限制性因素。美國政治的極化和部落主義愈演愈烈，其“內部冷戰”或引發更大的國內政治暴力。拜登政府“服務中產階層的外交政策”與重振美國同盟體系有着內在矛盾性，其構建壓制中國的多邊陣營並不順利，對華政策“工具箱”存在被濫用風險。

在美國對華“脱鈎”壓力和新冠疫情衝擊之下，中美雙邊經貿額仍大幅增長。美國工商界對拜登政府遲遲不結束“貿易戰”頗感不滿。不久前上海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72%的受訪美企在未來三年內沒有將產能移出中國的計劃，60%的美企過去一年增加了在華投資。榮鼎集團主席榮大聶（Daniel Rosen）認為，美國與中國經濟“脱鈎”從長期看將會削弱美國的競爭力。

從國際上看，雖然拜登政府力圖拉攏盟友和夥伴協同制華，但歐洲對美國的不信任感難以消除，很多人擔心2024年特朗普及其勢力將重返白宮。從阿富汗倉皇撤軍等事件也損害了美國在盟友中的信譽。拜登政府奉行“以美國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實質是民主黨版本的“美國優先”，美國與盟友和夥伴“爭利”的大趨勢難以改變。

警惕“競鬥漩渦”

中美戰略相持主要是打“消耗戰”，中國應以可控的成本和資源投入，做強做實對美戰略性威懾；同時要盡力與美國周旋，增強運籌對美關係的主動性，將管控短期衝突風險與管理中美戰略競爭相結合。鬥爭不是目標而是手段，宜有選擇地、有針對性地展開鬥爭。既準確把握戰略風險，也設法化危為機。實際上，中美都有管控衝突對抗的需要，中美博弈的激烈化、複雜化、多邊化，將為雙方尋求“競爭性共存”的新相處之道帶來契機。

此外，我們需着力擴大由中等力量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構成的新“中間地帶”，不斷增強對美博弈的戰略縱深。在氣候變化、公共衞生、能源安全等方面主動提出中美協調方案，努力使之成為中美關係的“減震器”“調節閥”，通過提升中國對美“戰略性合作”能力，讓中美關係更具穩定性和韌性，不陷入美方製造的“競鬥漩渦”。

在戰略相持階段，中美博弈將會進一步向“內線”傾斜，需直面兩國在“內力”層面的比拼。我們要打好“改革攻堅戰”，持續完善我國各項制度，注重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實現“更有活力的公平”。只有“辦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更加從容地應對中美戰略相持帶來的高承壓狀態，在塑造中美關係的進程中把握主動、開拓新局。（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