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士存：南海總體平穩，但也須防“生亂”風險

當前，南海形勢總體穩定可控，《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合作和“南海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磋商有序推進。但在疫情陰影揮之不去、烏克蘭危機影響外溢、國際形勢深刻演變的背景下，南海形勢也呈現出波詭雲譎、局部動盪的一面。

首先，在南海爭議問題上“選邊站”、在安全議題上秉持冷戰思維、在地緣政治上“拉幫結派”的美國是破壞南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外部因素。2020年以來，美國加快“盟友和夥伴體系”模塊化佈局的步伐，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美英澳軍事同盟（奧庫斯）、美日同盟機制、加強美菲越三方協調的“四輪驅動”方式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

其次，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下的軍事存在與活動是南海軍事化的最大推手。拜登政府以“構建體現美國偏好和價值的影響力均勢體系”為目標，推出“一體化威懾”“太平洋威懾”等，加緊在南海及周邊地區進行力量部署，這會導致中美兩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在南海形成戰略對峙。

再者，周邊部分國家在爭議海域以油氣開發活動和島礁擴建為主要形式的單方面行動是製造南海緊張局勢的內部原因。過去的三年裏，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都在南沙羣島的爭議區開展過單方面油氣活動。根據越南官方公開信息，越南近期計劃在其劃設的“05-1”區塊和“117/118”區塊的“藍鯨”油氣田進行投產建設準備。爭端當事國單方面行動極易導致海上突發事件，如果管控不當可能會給雙邊關係和海上形勢造成衝擊。

2002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簽署《宣言》。在《宣言》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了一系列務實合作。例如在多邊層面，有關各方建立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台，開展海上聯合搜救實船演練，開通海上緊急救助熱線；在雙邊層面，中菲、中馬建立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並開展了多領域功能性合作。

《宣言》簽署20年來，各方圍繞增進互信、務實合作、危機管控等取得一些亮眼的收穫和成果，對維持南海形勢“總體穩定可控”的特殊貢獻不容置疑。今年是《宣言》簽署20週年。中國與東盟國家應以此為契機，以“凝聚共識、增進互信”為起點，以“新思維、新路徑”為抓手，以“合作共贏”為導向，在南海區域海洋合作與治理上書寫新的篇章。

第一，以創新思維和合作模式開闢“共同開發”的新路徑。“共同開發”是爭端當事方實現爭議區油氣資源開發和利益共享的可行路徑。爭端當事國圍繞油氣共同開發的利益分配、管理模式、適用法律、海洋主張等問題往往存在較大分歧，對此可嘗試“去政治化”“淡化敏感敍事”、在第三國註冊公司進行實體運作等新的做法，可按照“不影響主張、不耽誤合作”的思路，加快推進“共同開發”在南海有關海域落地生根變成現實。

第二，高舉《宣言》旗幟，唱響海上合作主旋律。《宣言》所提出的五個海上務實合作領域都是南海可持續發展以及區域海洋治理的緊迫事項和有關各國共同責任。中國與東盟國家可以選擇“低敏感、有需求、易操作”的領域，通過成立政府間聯合指導委員會和名人專家小組、商籤“南海環保公約”、構建南海沿岸國合作機制，為南海區域海洋治理合作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第三，“準則”磋商應以“共識為導向”“按階段、分步驟”制定“準則”磋商新的路線圖。“準則”對於實現南海“長治久安”和構建地區海上規則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前期磋商也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利用好目前南海局勢相對平靜的“窗口期”，通過“拆分議題、小步快跑”，採取“先易後難、任務分解”的方式，為“準則”磋商儘早抵達彼岸創造有利條件、尋求新的突破。

第四，中美南海衝突的風險日增，在互信缺失、合作面臨障礙的背景下，應將危機管控機制建設提上議事日程。中美之間已經形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及其兩個附件、海上軍事安全磋商、國防部直通熱線等危機管控機制，對防止意外衝突的發生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兩軍在南海覆蓋水面、水下和空中全方位、愈演愈烈的較量與博弈，導致對危機管控機制的需求“水漲船高”，原有危機管控機制日漸捉襟見肘。鑑此，中美兩國應從戰略層面避免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誤判，以防止衝突和危機為導向，探討建立工作層面的聯絡溝通和危機處置機制。

烏克蘭危機的走向尚不明朗，但衝突和戰爭帶給人們的啓示是鮮活而深刻的。戰爭沒有贏家，外部勢力的介入只會加劇衝突，最終付出慘重代價的也必然是衝突當事方。南海是南海周邊國家的共同家園，如果生亂，苦果最終也是南海周邊國家來承受。南海問題的妥善解決要靠爭端當事方的智慧和努力，而在此之前，我們應做和能做的事就是：合作、合作、再合作。（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本文基於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南海主題分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