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升：西方政體凸顯“結構性軟肋”

法國2022年總統選舉本週日即將舉行第二輪投票。在4月10日第一輪投票的566個選區中，馬克龍得票數領先的有256個選區、勒龐和梅朗雄領先的分別有206個和104個選區，由佩克雷斯代表的右派全軍覆沒，呈現出兩強一弱的“三極化”政壇現象。2017年總統大選時，馬克龍和勒龐分別在231個和216個選區獲勝，極左梅朗雄和右派菲永分別在67個和52個選區獲勝，呈現出的是兩強兩弱的“四極化”政壇現象。

法國政壇的“極化”現象並非今日才有，只是如今呈現愈發強化之勢。筆者將之稱為“兩極化”—“四極化”—“三極化”：法國政壇從歷史上一度輝煌的左右“兩極化”，到5年前的非左非右、極右、極左和右翼的“四極化”，再演變到如今的非左非右、極右和極左的“三極化”。

無論是法國政壇的“極化”，還是之前説的“碎片化”，都可以納入西方社會日益加劇的“去政黨化”現象。“去政黨化”不是指法國就沒有政黨，而是指法國的傳統大黨正在快速地走下坡路。法國的傳統左右兩大黨即社會黨和共和人黨，在今年第一輪投票中，連競選費用報賬的門檻票數5%都達不到。

相反，5年前的新人馬克龍和今天的新人澤穆爾，一個是新組建自己的政黨，另一個乾脆連政黨也懶得建。馬克龍在2017年大選前倉促組建“共和國前進黨”，然後輕鬆擊敗“輪流坐莊”、“霸佔”法國政壇數十年的傳統左右兩大黨派，登上總統寶座。此番澤穆爾沒有政黨，直接作為極右翼的獨立候選人蔘加大選，並輕鬆獲得7.07%的選票。這凸顯的，恰是當前法國政壇“去政黨化”的趨勢。

法國政壇的“去政黨化”現象，至少已有二十來年的歷史。

一是，“去政黨化”並非法國獨有，這個現象已在多個以“民主”和“自由”自居的國家出現。近年來在南歐和中東歐頻繁出現的民粹型或極右型政黨的上台即是明證。與小型國家相比，法國左右兩黨的式微，無非是西方民主政黨體制式微的一個典型代表。

二是，法國的傳統左右翼兩大黨之所以被徹底邊緣化，根子還在於其自身在長達數十年的輪流執政中逐漸失去其民眾的“代表性”，也就是“越來越脱離羣眾”。2017年退出大選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卡恩，財力相當雄厚，早已與傳統的左翼領導人形象背道而馳。加之社會黨、共和人黨體制僵化，不能及時回應選民訴求，也愈發難以代表選民。左派領導人未能有效保障社會中下層選民的利益，右派領導人也沒有推出切實可行、對富人有力的減税綱領。

三是，法國的“去政黨化”，源於法國各個黨派的趨同化潮流。“去政黨化”實際上直接與法國已有相當長曆史的左右政黨“中間化”，即左翼和右翼黨派都往中間靠、極右翼也逐漸去除極端觀點走向右翼的趨勢相關。例如奧朗德，迫於解決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難題，只得放棄作為自身標籤的反緊縮政策；到了執政後期，更是傾向於採用自由主義右翼改革之策。這次初選中，傳統右翼政黨共和人黨候選人佩克雷斯，乾脆以釋放法國經濟活力為起點、提出與馬克龍政見類似的養老金改革計劃。從競選策略上看，法國各黨派尤其是傳統政黨的競選綱領趨同化嚴重。

此外，影響法國政治光譜的還有地域特徵。以今年的第一輪投票為例，法國西部和大巴黎地區的民眾傾向於支持馬克龍，而東北部和南部民眾傾向於支持勒龐。

關於法國初選意向的“地域分佈特徵”，若將其置於法國政壇的歷史演變中，與5年前相比，除了右派此番覆沒，馬克龍新增25個、勒龐減少10個、梅朗雄新增37個選區。所謂的“地域分佈特徵”，還與選民所處選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相關。支持馬克龍的法國西部和大巴黎地區等選區，多為經濟發達、全球化程度高、產業轉型成功以及數字和智慧經濟發達的地區；支持勒龐的法國東北部和南部地區等選區，則多為經濟欠發達、全球化程度低、產業轉型尚未成功以及數字和智慧經濟剛起步的地區。

當然，與第二輪投票不同的是，法國民眾在第一輪投票之際，心態與美國民眾投票時不同。一方面是法國選民的“理性”，政治學上稱之為“理性選民”，內心十分清楚他們需要確保馬克龍和勒龐都進入第二輪；另一方面是法國選民的“非理性”，即在第一輪投票中存有明顯“宣泄不滿”情緒的現象，尤其投勒龐的選票中有一定比例純屬“宣泄不滿”型。但無論如何，馬克龍和勒龐的選民畫像，若用一句話粗略勾畫，那就是馬克龍與勒龐之間的角力，無非是兩個法國——“管理幹部+退休人員之法國”與“僱員+工人之法國”之間的較量。

總之，2017年和現在的兩場總統選舉，無不顯現出法國政壇的“去政黨化”趨勢加劇，進而凸顯西方政體的結構性軟肋。作為西方政體的典型樣本，法國的“去政黨化”在相當程度上也將預示着西方政體的演變趨勢。（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