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戈：靈活就業有賴社保體系創新

根據教育部最新公佈的數據，即將到來的2022年就業季，將有1076萬名大學生畢業找工作，高校畢業生數量首次超過1000萬，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

在全球疫情防控依然存在不確定性，國內經濟轉型任務艱鉅的背景下，我國今年的就業環境並不輕鬆。同時，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大量接觸類服務業受到影響，餐飲、旅遊、娛樂領域形勢嚴峻，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5.8%，比上月提高0.3個百分點。

面對就業壓力，今年高校畢業生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將加入靈活就業的隊伍。在過去兩年，中國靈活就業的人口增加了近三倍，已經達到2億人，佔我國城鎮就業人數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説，平均每七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靈活就業者。在可預見的未來，靈活就業者的絕對數字和在總就業人數中的佔比都會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靈活就業人口的快速增加也與中國勞動力產業結構轉型有很大關係。當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後期的轉型之中，從發達國家過去的經歷看，在這一過渡時期，勞動力從工業和製造業向服務業遷移的速度會明顯加快。據觀察，在美國上世紀50-60年代，日本上世紀80-90年代，這種變遷速度都大幅提升。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近年來公佈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從事第二產業的比例，從2013年56.8％下降到2020年的48.1％；而從事第三產業的比例，從2013年的42.6％增長到2020年的51.5％。在最近兩年，這個數字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增長。

新冠疫情的不期而至，讓這種勞動力轉移的趨勢出現加速。互聯網平台的成熟和壯大成為這種轉型的另外一個加速動力。餐飲配送、家政服務、共享交通、數字營銷、直播和短視頻等領域吸納了大量靈活就業者，據統計，中國已經有7800萬人成為依託平台的靈活就業者。

但也要看到，目前在中國，無論是傳統的靈活就業者還是依託平台就業的新型靈活就業者都面臨着勞動關係界定和社會保障體系創新的挑戰。目前在中國傳統服務行業中，企業與員工建立正規勞動關係的努力一直收效甚微。如在餐飲、酒店、旅遊、裝修、美容美髮、家政等行業，和員工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為員工繳納基本養老保險的企業仍佔少數。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發佈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0年中國企業採用靈活用工的比例約55.7%，比2019年增加約11個百分點。

事實上，在全世界範圍內，平台就業已經成為勞動就業領域的新問題而得到重視。原因在於，工業化時代形成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在平台經濟帶來的變化中無法完全找到合適的匹配方式。在平台上獲得勞動機會的就業人員和平台之間既不是傳統的僱傭關係，但又具有巨大的依賴性。平台掌握着就業人員的業務來源、考評方式以及時間和行為方式，但大多數平台不願意或者其商業模式不適合將平台從業者作為員工，與其簽訂正規的勞動合同。在現階段，國家強行將平台從業者納入正規就業的管理軌道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

從目前情況看，靈活就業人員在參保問題上不願參、參不起是普遍現象，個別超大城市依然未能放開外省户籍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限制，導致大量就業者無法參加養老保險。目前雖然全國有4億多人蔘與了職工養老保險，但其中有大量靈活就業者即使有賬户也並未按時繳納保費，這在一定程度上讓社會保障兜底的功能無法實現。

我們需要從觀念上改變對靈活就業的看法。無論從社會公平正義還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將靈活就業當作一個應對就業壓力的臨時性應付方式是不可行的。沿襲長期形成的“農民工”制度的理念，把靈活就業者當作就業的“蓄水池”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錯誤看法應當得到糾正。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和“農民工”來源有一定的重合，他們也應當成為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因此在政策設計上不能再把回鄉作為靈活就業人員的歸宿。

另外，新就業形態的變化客觀上還需要制度創新，目前實行的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兩種方式已經和真實的就業方式無法契合。靈活就業不是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這需要相關部門在社保兜底的制度創新上有所作為。是否可以創立專門針對靈活就業人羣的社保方式，在參保金額、繳費方式、國家補貼等方面進行專門設計，以更加適合靈活就業人員的需求，需要新的探索。（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