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資源民族主義”有抬頭之勢

新冠疫情蔓延疊加俄烏衝突持續正在深刻影響國際格局。在此背景下，一些擁有關鍵和優勢資源的新興經濟體日益重視對自身具有戰略意義的資源的管控，並逐漸掌握國家層面的“交易藝術”。而以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則陸續發佈關鍵礦產清單，在運用資源槓桿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方面早已駕輕就熟。

概言之，即便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大趨勢保持不變的背景下，只要國家利益仍然存在且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繼續剛性存在，掌握資源稟賦優勢的國家仍會不時表現出“資源民族主義”的偏好。

在二戰之後的全球經濟變遷史上，上世紀70年代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是“資源民族主義”的典型表現。從危機的起源來看，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有着深刻的民族衝突與地緣政治背景，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為武器對抗以色列和西方國家實屬無奈之舉，由此造成的全球“大通脹”（Great Inflation）與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堪稱20世紀全球經濟的兩大“至暗時刻”。因此，那場持續將近十年的大對抗，對全球經濟發展而言只是一場沒有最終贏家的雙輸格局。

數十年後，“資源民族主義”又有明顯抬頭之勢，這給本就面臨多重衝擊的世界經濟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是全球關鍵資源供給由於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而面臨短期缺口，在推高資源價格的同時還可能造成供應鏈的局部斷裂或調整。另一方面是美國在面臨40年來最嚴重通脹情勢下有可能祭出超預期、高烈度的貨幣政策，美國儘管可能由此穩住通脹預期，但對其他國家尤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經濟衝擊將很難避免。因為從過往的政策實踐來看，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吸收損失能力較低或乾脆缺乏經濟免疫力的發展中國家，更多時候扮演着美國經濟政策調整的犧牲品角色。

令人擔憂的是，無論邊際影響力日漸式微的七國集團（G7），還是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承擔着日漸吃重角色的二十國集團（G20），在面對包括“資源民族主義”在內的保護主義傾向時，一時都很難找到“最優解”哪怕是“次優解”。日前在華盛頓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原本應該聚焦全球經濟和風險、全球衞生、國際金融架構和可持續金融等關鍵急迫性議題，但在當前俄烏衝突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的塊狀化與非合作性博弈加劇，嚴重影響着有實力主體在關鍵議題上的一致行動。而肩負着規範全球貿易關係和秩序、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世貿組織，也面臨着問題清單太長且行動能力不足的現實瓶頸。

保護主義向來是全球經濟穩定與持續發展的毒瘤，儘管“合成謬誤”是各國對外經濟與貿易政策的常態化現象，但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資源民族主義”“零和博弈”有害無益。200年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衞·李嘉圖就已提出：在充分自由貿易的制度下，各國自然會將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那些對它最有利可圖的行業。而通過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換，有可能把個人與社會、各個國家與整個文明世界聯繫在一起。

值此關鍵時刻，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儘管存在諸多待解的複雜問題，但同時也承擔着維護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重要責任。不管彼此矛盾如何錯綜複雜，都不應妨礙兩國共同應對日益棘手的區域和全球經濟問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