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美政治軍事關係嬗變的危險傾向

美國務卿布林肯和防長奧斯汀25日訪問基輔，宣佈將向烏克蘭及其他15個國家提供7.13億美元，以滿足這些國家的軍事需求。這個表態與不久前美國防部召集八大軍工企業討論加大對烏武器援助聯繫在一起，再次讓人回想起美國軍工複合體“分贓”的一幕幕場景。

二戰結束後，美國在自身實力超強的背景下提出“美國治下的和平”霸權構想，這部分體現在美國面對百廢待興的歐洲諸國時滿滿的優越感上。彼時的美國政府一方面藉助“馬歇爾計劃”深度影響和重塑戰後歐洲經濟，另一方面藉着冷戰構建以北約為核心的龐大軍事情報和安全體系，將整個西方世界籠罩在自己的核保護傘下，進而開啓“永久的戰爭經濟”大幕。

這裏所説的“永久的戰爭經濟”，意味着二戰以後美軍與美國工業、金融力量深度融合，同時通過“旋轉門”實現精英間的自由流動並組成利益同盟。如果將二戰後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景氣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背後多少都與美軍發動或引爆的局部戰爭有着一定關係。

21世紀以來美軍頻頻發動或參與的戰爭更明顯地具備經濟目的，也折射出美國政治軍事關係嬗變的一個危險傾向，即美軍的“寡頭普力奪化”。“普力奪”是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的一個概念，用於形容那種政治參與度高而制度化程度低的現象。深諳美國政治制衡之道的亨廷頓當時就已擔心，美國控制軍事權力的文官集團以及金融寡頭可能會為權力擴張或壟斷資本的利益而走向窮兵黷武。

換言之，一旦與工業或金融寡頭的利益勾連變得異常複雜嚴密，美軍作為一種實力超強但破壞力也超強的力量，就會變成懸在所有人頭上的人權“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首先表現在，美軍的一些重大科研項目雖然客觀上促進人類科研創新事業，但軍方力量親自下場與國家政治經濟力量深度融合，恰恰開了美國產業經濟軍事寡頭化的先河。近年來國內外都有學者研究發現，如果把創新活動區分為經典創新和非經典創新，那麼市場經濟行為往往能夠催生大量非經典創新活動並通過商業化大量盈利，但對經典創新而言，這種市場方式效果並不顯著。以美國1957年建立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為例，一些已經影響人類長達半個世紀的重大發明，比如計算機、互聯網和多種生物基因工程成果等，都是該機構科研項目的產物。

對於這種軍用科研事業催化、驅動民用科研企業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在《新工業國》一書中指出，當時美國的經濟體系實際上分為兩個部分：1000家左右巨型跨國公司和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前者的治理機制是“計劃體系”，運作模式類似於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指令型經濟；後者的治理機制是“市場體系”，運作模式類似於依靠“無形之手”對資源進行配置的市場經濟。對於美國的經濟命脈和戰略而言，前者顯然是“基本盤”——軍火巨頭和金融寡頭主要起用一批承載着“美國夢”的“白手套”對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進行掌控，製造自由市場經濟創業創新的表象並吸引世人嚮往。不難發現，這種經濟形態及其塑造的政治制度，早已經與美國自我標榜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及其配套的民主制度有千差萬別了。

其次，美軍的創新能力不見得來自鉅額投資和聰慧的頭腦，不少時候也是掙脱人權道德倫理“枷鎖”束縛的結果。鑑於美國建國以來一直保持那種不憚用“髒手”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傳統，美軍的科研優勢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突破倫理底線的基礎上，比如不惜一切代價獲取人體實驗數據。從“收編”納粹德國生物戰專家埃裏希·特勞布和日本石井四郎“731”細菌戰部隊，到比基尼羣島核試驗，再到誘騙原住民甚至普通美軍士兵接受感染梅毒的人體試驗，乃至當下俄烏危機中曝光的美軍生物實驗室有關“候鳥遷徙傳播病毒”的檔案，已經嚴重“普力奪化”的寡頭們在把美軍變成戰爭套利機器方面無所不用其極。

最後，美軍不是一個孤立的軍事系統，而是與美國產業金融、政治司法以及傳媒情報等系統高度纏結在一起的龐大組織。作為美國全球霸權鏈條中的重要一環，美軍一度擁有遍佈全球的5000多座軍事基地。到後冷戰時代規模雖有收縮，但其作為全球性的軍事存在仍然不可挑戰。正是倚仗這個優勢，美軍不斷髮動或“拱火”戰爭，頻繁踐踏人類生存與發展這個最大的人權。

通過二戰以來的歷次戰爭或衝突，華爾街投機銀行家們賺得盆滿缽滿。如今時過境遷，隨着新興市場經濟體崛起和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多極化的深入，美軍與寡頭合作的套利效率明顯在下降，並逐漸淪為對內“戰爭洗錢”的工具。持續20年的阿富汗戰爭，華盛頓一共花掉美國納税人高達2.261萬億美元。拜登政府撤軍阿富汗表面上是甩掉這個財政包袱，但俄烏戰爭爆發讓不少人懷疑，美國軍工複合體無非是換了個戰場繼續謀利。（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