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希雨：美對華政策完全罔顧現實

近日，有多名美國學者提出，目前美對華政策目標和路線同現實情況是割裂的，事實上美現在的對華外交策略完全罔顧現實。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醒美國決策者，要想對華脱鈎極不現實。前加州州長傑裏·布朗在《華盛頓的瘋狂現實主義》一文中直言美國正在推行錯誤的外交政策。威爾遜中心報告也指出，美對華政策目標應該是如何在兩國間維繫持久和平，不能簡單建立在美“委屈悲憤”上，而應建立在避免戰爭的決心上。美陸軍戰爭學院副教授加西亞發文章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明顯缺乏現實考慮。首先，毫無疑問，美國目前對華政策正在進入一個再思考的新時期，這背後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

客觀上，在過去20年的發展中，中美兩國的綜合國力對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由過去的垂直對比結構轉向了水平對比結構。幾年前，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當今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強，中國與俄羅斯、日本、歐盟等形成多強的方陣，當時的美國對華政策是建立在中美力量垂直對比階段的基礎上。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講“兩超”，這至少反映出美國跟中國的綜合國力發生了向中國傾斜的變化。2000年，中國的GDP大約是美國的1/4，到2020年，這個比例已經變成約3/4，中國超越了原來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經濟體，經濟體量直逼第一大經濟體。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戰略學界一些學者開始炒作中美關係滑向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邊緣。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當兩個強國進入新興大國跟守成大國的關係時，大概率會掉到陷阱裏打起來。主觀因素則是，隨着中美實力對比發生變化，美國在用自己國強必霸的思維定式重新審視中國崛起。華盛頓自己從曾經的新興國家到如今的守成大國，這個發展過程就是走的一條國強必霸的道路，因此當它現在面臨一個新興大國，認為是來挑戰自己守成大國地位時，就會固執地用自己過去的思維定式來重新審視中美關係。種種因素造成了美國如今重新規劃對華政策的大背景。

第二，美國主流社會在重新審視中美關係的這股戰略思潮中，由於戰略焦慮，甚至是戰略恐懼，形成了對華敵視、警惕甚至要不惜代價進行打壓的情緒。但是，美國輿論界也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認為美方現在的對華外交政策是罔顧現實，與現實情況割裂。顯然，如今美國輿論界對華的主流看法是非理性的、情緒化的，但在美國當下充滿民族主義的政治氛圍中又是合情的，而那些不同的聲音，則表達的是一種合理、理性的對華態度。也就是説，美國在對華認知中出現了合情和合理的自然對立。從合情的角度講，當自己獨領風騷的時候，美國不希望有別的國家超越自己，所以一旦出現新興大國有可能挑戰自己地位時，就要將其看作對手。但是這種出於情緒和偏見的敵視，在現實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又會充滿了不合理，因此美國戰略界現在出現了不同的聲音。美方一些學者在冷靜下來、超越情緒化後，提出了客觀的、更符合美方實際利益的觀點，對現行美國主流的對華政策與意識形態提出了批判。事實上，美方有識之士現在對中美關係説一些客觀的話，也是出於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負責。

從美方戰略界出現的這些理性聲音中，我們看到了中美關係的曙光，雖然這些聲音還沒有上升到政策層面，但這説明，當美方發現走了一段不符合美國利益的路，甚至還吃了大虧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調整政策。

第三，我們應該認識到，當美國陷入戰略焦慮、甚至是戰略恐懼狀態時，要想倒逼美國對華政策重回理性務實的正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的正道，唯有一條路，就是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我們只有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按照自己定好的發展方向去走實走穩自己的路，才能形成不管國際環境怎麼風吹浪打，依然按照自己的目標砥礪前行的戰略定力。

從二戰以來的歷史發展看，美國曾有過兩次戰略焦慮期，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當時華盛頓內外交困，內部面臨國內政治撕裂、種族矛盾激化的困境，外部開始出現所謂東風壓倒西風的勢頭，美國的國際戰略環境開始出現不利於西方集團的變化，朝鮮戰爭讓華盛頓受挫，蘇聯率先發射人造衞星和載人航天飛船。第二次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美國又一次面臨諸多困境，國內面臨經濟通脹的沉重壓力，國外又陷入伊朗危機。我們看到，當美國出現了空前的戰略恐懼、戰略不自信時，它往往會出台很多情緒化的、非理性的政策。

因此，只有當中國自己的事情越辦越好的時候，情緒化的美國必然將面臨二選一的抉擇：要麼沿着國內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繼續反華，最後讓美國民眾承受更大損失；要麼回過頭來同中國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當美國不得不在雙輸和雙贏之間選擇的時候，相信就是中美關係回到正軌的那一天。（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