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溪濱：經濟全球化新形態呼之欲出

在國內外有關俄烏衝突影響的熱議中，不少學者認為自特朗普時期美國加速推動的“去全球化”日益成為多國的政策選項，世界也將因此加快“去全球化”，進而加劇全球碎片化、區域化、意識形態集團化的危機。筆者認為，面對這種貌似符合邏輯的擔憂，我們還需多些追問和理解。

當今的經濟全球化總體上仍屬於美式全球化，是二戰後全球化發展出的新形態，是美國順應並支持“民族求獨立、國家要發展”的產物。這構成美式全球化基本的“政治正確”，美國也主導着支撐美式全球化的主要機構和議程。這種“政治正確”的影響在蘇聯解體後進一步得到強化。美式全球化呈現出全球美國化的特點，美國籍此確立政治思想的霸主地位。但在“超級帝國”的光環中，美式特權、霸權卻越來越成為全球化的障礙、世界發展的威脅。

在美式全球化主導3/4世紀的進程中，一些區域性大國、集團發展迅猛，極大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版圖。世界經濟“聚點”多元化、發展動力多源化，打破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掌控。新興經濟體不但首次可以更多地將經濟發展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治獨立性也得到提升。

美式全球化困境的主因源自美國，在於美國內部對美式全球化的認識發生逆轉。伴隨2008年國際貿易達到階段性高點，美國國內對在全球化中獲得感的評價愈發負面，這不僅使美國繼續推動美式全球化的動力不斷下降，而且一定幅度地走向反面，開啓和推動“美國優先”的“去全球化”。美國拖累全球的不作為和精緻利己的亂作為，導致美式全球化存在的功能、價值和意義被嚴重銷蝕。另一種“去全球化”隨之出現，即不再由美國主導的新式全球性、區域性國際組織影響日增。

由上可知，兩類“去全球化”目的截然不同。美國的“去全球化”實則是想利用自身優勢地位在美式全球化中損人利己、獲得超額利益。因此，美國不是在“去全球化”，而是換個方式進一步壓榨全球化。其他國家的“去全球化”，則是減少美國挾持、追求自身發展之舉，體現了對美式全球化的不滿。

突然升級的俄烏衝突加劇了美式全球化的困境。儘管美國口號喊得山響，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認識到，美國煽動、製造俄烏衝突的實質是為實現“將全球統一在單一經濟體系下並最終統一在單一政治體系下的宏大自由主義願景”。因此，新興國家在俄烏衝突問題上不約而同與美國立場保持距離。這種集體公開質疑美國“政治正確”的態度，凸顯美國在美式全球化中的領導力、公信力“餘額不足”。

世界經濟本來就已深受疫情打擊，現在又因俄烏衝突外溢效應面臨更大的復甦阻力。在此情況下，美國仍在為一己私利慫恿衝突持續。越來越多的人對此感到憂慮不安，其中也伴隨着對美式全球化幻想的破滅。對全球化、更確切地説是美式全球化的悲觀由此不斷出現並且加劇。

在區分美式全球化和真正的全球化之後，我們可以説，圍繞全球化的悲觀，既反映了美式全球化的困境，又説明以發展為核心的全球互通互利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從數百年來世界大歷史、全球工商業大發展的視角看，只要發展還是一國的重任，全球化就會成為其抓手；只要發展還是世界的主題，全球化就不會止步。歷史經驗顯示，每一次的十字路口，都意味着舊時代的沒落和新時代新格局的興起，都意味着全球化找到新方向、新趨勢，獲得新動力。歷史上從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國再到當代的美國，莫不如此。

全球化的歷史也表明，一國在全球化各個形態中的地位均為適應全球化的時勢所造。全球化中西歐諸國領導地位的沉浮更替，並不是它們主動放棄全球化，而是自身所作所為讓全球化放棄了它們。美式全球化是全球化歷史中的新近篇章，但當下的美國如同它當時的歐洲親戚一樣，沒能擺脱傳統的損人利己，依然執念於地緣霸權。這使它所主導的全球化成為世界發展的障礙，這樣的格局和形態難再持久維繫。

因此，美式全球化困境，只是預示着美國在這種全球化中領導地位的衰落，而並不是什麼全球化面臨終結。把美式全球化的困境等同並放大為全球化的危機，雖然充滿對未來的關切，但仍屬於錯會全球化歷史規律、誤解美式全球化與全球化關係的杞人憂天。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無論美國如何，全球化進程一直在發展。隨着新興國家崛起，一系列在實踐中更注重公平、互惠、包容、開放的全球化倡議和組織相繼發展起來，比如“一帶一路”、金磚機制、“東盟＋”等。這既表明全球化具有深厚的國際社會基礎，又引領了全球化新形態的發展方向。

暴露美式全球化深度危機的俄烏衝突，不僅堅定了部分國家擺脱對美元單一依賴的決心，而且對全球金融治理提出新要求，加速了全球化新形態的構建。新的國際貨幣結算體系、新的國際支付方式呼之欲出。

毋庸諱言，藴含全球化新形態的諸多組織仍處於成長期，與陷入困境的美式全球化機構相比還顯弱小、稚嫩。但它們的存在已經使相關國家直接受益，已經對美式霸權、特權構成牽制，已經因強大吸引力而顯示旺盛的生命力。這反映了全球化新形態、新格局在美式全球化中發展壯大，也意味着美國將逐步迴歸“正常國家”。（作者是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