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美對華戰略競爭須走出死衚衕

由於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原定於當地時間5日就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發表的演講被無限期推遲。這讓拜登政府揭開新的對華政策面紗又多了一些時間。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國被美國定義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戰略開始全面轉向“涉華戰略競爭”。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台之後，儘管對特朗普的內政外交做出了重大調整，但在對華關係上仍基本沿襲了上屆政府的思維和套路，在諸多打壓中國的做法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布林肯將發表涉華政策戰略報告，意味着美對華戰略競爭的現有思路和做法走到“再檢討”和“再定義”的時刻了。圍繞着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勢，中國國內輿情也出現了“兩極化”的態勢。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客觀準確地認識拜登政府今天的中國政策。

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將當前世界的長期較量定義為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勢力”與以中俄為代表的“專制主義勢力”之間的衝突和較量，並試圖藉助所謂捍衞民主價值和應對“中俄挑戰”，讓美國重返“世界領袖地位”。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的對華多領域較量不僅得到延續，拜登政府還創造了“功能與效用不明確的企業”條款，擴大對中企進行制裁的“實體清單”，對華科技戰也進一步升級。扼殺中國創新力和競爭力、在高科技領域推進對華“脱鈎”，已成為拜登政府的既定政策。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施政綱領，推行“要為美國中產階層服務”的外交政策，全力推進擴大美國國內高科技投資和高科技再工業化進程，美國重新在全球高科技產業鏈和工業鏈上佔據主導地位，組織企業和盟友之間的高科技產品聯盟，妄圖壟斷性地控制芯片等高端半導體和其他工業產品，削弱中國的競爭優勢，把中國繼續壓制在全球製造業的中低端。5月3日，拜登在視察一家軍火企業時着重表示，不能讓中國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的經濟和科技競爭力。

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目標，就是要通過切斷中國企業獲得美國高科技產品、阻止中美相互間的高科技性項目投資、組建抗中高技術集團、削減給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簽證等手段，試圖阻礙中國科技和工業化進程的國際競爭力，重新拉開中美力量對比的差距，保持美國的全面競爭力優勢和霸權地位的穩固。這就是美國政府今後將要奉行的長期對華戰略競爭政策。

拜登政府的涉華戰略競爭政策，不僅無助於中美關係的穩定和健康發展，更會嚴重打壓中美正常的商業、經貿和人文合作，增加中美政治和安全對立，並在政治上大大弱化中美關係本應發展的對話和協調進程，給兩國關係本應秉持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性質帶來重大的不確定因素。

為了在國內和國際上贏得“去中國化”所需要的政治、外交和輿論的支持，拜登政府延續特朗普時期在涉疆問題上對中國的指責，完全顛倒黑白地將中國打擊三種勢力、促進新疆經濟發展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污衊為“人權迫害”。在台灣問題上，拜登政府也企圖進一步掏空“一中政策”承諾。南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爭議，本來是中國和東盟部分聲索國完全可以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的問題，如今卻變成域外國家美國在不停絮叨中國是“欺負者、擴張者和修正主義國家”。

烏克蘭危機的本質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大國代理人戰爭。連羅馬教皇方濟各近日也公開表示，因為北約不停地“招惹”俄羅斯，才導致了俄羅斯啓動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中美兩國本應在儘快平息烏克蘭衝突中加強磋商、充分發揮大國外交的協調力和動員力，為儘快結束衝突創造條件。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美方的渲染和操弄下，烏克蘭衝突進一步推升了中美之間的公眾情緒和輿論對立，為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如何避免中美關係繼續惡化，正在前所未有地考驗兩國政治家的眼光與決斷力。

拜登政府現行的中國政策在美國也不斷引發疑慮和批評。美國資深外交官肯尼斯·李博索爾近日撰文，指責拜登的中國政策誇大“中國威脅論”，缺乏在對抗與合作之間應有的平衡空間。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也多次表示，美國涉華戰略競爭應轉向“競爭性共處”。否則，美國對華從一己私利出發的戰略打壓和高科技遏制，不僅將會激發中國的全力抗爭，更會為國際社會需要合作才能有效應對的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帶來實質性的傷害。

中國不會畏懼與美國的競爭。我們可以接受競爭，但必須是符合國際多邊主義規則和全球治理機制的平等競爭，是為了兩國人民和世界可持續穩定、和平與繁榮的目標而進行的公平競爭，更是為了保障現行國際秩序合理運行的有責任的競爭。為中美長期戰略競爭做好準備，更是對中國社會能否形成清醒、客觀的戰略眼光和能力儲備的歷史性考驗。我們需要走出簡單化的“美國衰落論”。從中美長期力量對比的走勢來看，核心變量是經濟和金融體制的健全、科技創新能力和製造業高精尖程度。只有我們進入世界科技創新和高精尖製造業的“第一方陣”，並最終佔據前沿，中國才能真正引領世界。（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