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雪冬：凝聚共同力量，應對“超載的治理”難題

馬克思曾説，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經過幾十年的和平與發展，我們的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超載的治理”成為每個國家都必須直面的時代新議題。

所謂“超載的治理”，就是國內國際範圍不斷衍生出各種不確定性，深刻衝擊和動搖着一戰後形成、二戰後逐漸穩定下來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體系。大量的治理問題，超出了每個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和能力，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及其不確定的後果，也會在資源上窘迫不安、方法上捉襟見肘、能力上獨木難支。

毫無疑問，每個時代都會面臨各自的治理問題，但當下時代面臨的是“治理綜合徵”，有其新的特點。一方面，各個領域都出現不同形式的治理問題，政治領域中政治信任度下降、社會經濟領域中貧富差距持續拉大、文化領域中認同高度分化、環境領域中應對氣候變暖不力、網絡領域中虛假信息氾濫以及日常生活領域中家庭功能的弱化等等。許多問題的影響範圍超出了國家邊界，持續並影響到幾代人，無法單獨依靠各國政府，或者某個大國在明確的時間範圍內來解決。另一方面，由於城市化、全球化、網絡化等的同步推進，治理問題超出了時空限制，出現了相互關聯、相互誘發，同步爆發、不斷衍生、持續影響等新的特徵，蝴蝶效應、黑天鵝效應明顯。一些細微的、局部的治理問題，一旦發生，就會快速演變，產生的衝擊強度、影響廣度和深度超出了現有治理系統的心理預期和承受力預期，誘發心理恐慌，進而產生治理資源的“擠兑”和治理能力的“透支”。

更重要的是，面對“治理綜合徵”，不少國家的治理系統還固守舊的思維定式和行動邏輯。龐大的科層體系在應對突發性強、影響深遠的治理問題時顯得目光短淺、手足無措，在解決分散的、變動的微觀治理問題時又笨手笨腳、故步自封。有四種思維定式尤其值得警惕：

第一種是用經濟思維來思考一切治理問題的解決。一方面不顧一切地追求經濟的增長，不考慮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經濟增長後的發展成果分享以及經濟增長中的勞動權益保護等治理問題，最終導致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另一方面用成本-收益的方式來尋找問題的解決，忽視了人的需求的多樣性、人的社會政治屬性，誘發個體物質利益追求的最大化和公共權力對公共意識培養的忽視。

第二種是寄希望於後代來解決深層次困難問題。這看上去是一種對未來充滿期待的樂觀意識，卻是面對當下難題的犬儒主義。也許可以通過延後的方式，緩解一些眼前的矛盾，但無法用這種靈機一動的智慧來解決所有“起於青萍之末”的問題。

第三種是將所有希望寄託給強國家。現代國家是迄今為止人類創造的、動員資源最有效的政治組織。通過不同職能，國家可以把各類資源動員和整合起來，完成許多重大工程，解決許多難題。但是再強大的國家，都無法替代社會、市場的作用；再集中有效的權力，也無法替代個體能力的提升。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始終強調要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原因。

第四種是將治理問題轉嫁給他者，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尋找替罪羊，塑造想象的敵人。在冷戰時期，我們已經熟悉了這種方式。而在冷戰已經結束多年之後，我們又在一些大國那裏，看到這種行為的抬頭和囂張。

這些思維定式，歸結起來，就是自我中心主義的線性思維和當下思維。隨着各類治理問題的不斷湧現和複雜化，這些思維定式不僅會限制各國治理體系的及時回應、相互協調合作，更會成為加重治理問題、引發新的治理問題的重要因素。

面對“超載的治理”這個新的時代議題，各國的治理者不僅要勇於承認現有治理體系的內在缺陷，更要樹立與時俱進的治理新理念，積極探索新的治理機制、手段和方式。基於“共存-共擔-共同發展”理念的複合治理，就是可供選擇的方向。複合治理不是從提升某個層次、某個區域、某個主體的治理效能出發的，而是從實現治理涉及的所有利益相關主體共同存在、共擔風險、共同發展出發的。這樣的治理，必然是多主體參與合作的，而非國家單打獨鬥的治理；必然是全過程的、強調預防為先的，而非階段性的、重在事後彌補的治理；必然是緊抓重點難點、有主有次的，而非撒胡椒麪式的、發散性治理；更重要的是，複合治理是集中以解決突出問題、分散以提升整體能力的治理。只有提升了包括個人在內的每個治理主體的意識和能力，才能真正用共同的力量應對“超載的治理”難題。（作者是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