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志斌：從數字技術的國際標準制定看中國“影響力”

過去，中國企業強調的“走出去”，是通過投資或產品外銷的方式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現在，基於數字時代下的國際規則及標準的制定，一條新的“走出去”路徑正在形成，並且在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帶來更高的回報和更大的價值。

自1969年互聯網誕生，至今已過去五十餘年。如果説TCP/IP與萬維網兩個重要標準的制定推動了信息科技的全球化發展與科技生態繁榮，那如今，在前沿科技的爆發和類腦智能巨系統興起的背景下，人類社會正面臨着第三次信息科技生態全球性標準的制定。

近期，在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中頻頻傳來中國“捷報”。4月4日至12日，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IEC JTC1/SC27（信息安全、網絡安全和隱私保護分技術委員會，簡稱“SC27”）工作組會議和全體會議上，中國有序推進了多項在研國際標準制修訂和研究項目。

4月25日，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發佈首個面向供應鏈金融的區塊鏈國際標準，由螞蟻集團牽頭，參與方包括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同濟大學、京東、騰訊和浦發銀行等。該標準將定義基於區塊鏈的供應鏈金融通用框架、角色模型、典型業務流程、技術要求、安全要求等。

參與國際標準——尤其是數字時代的技術標準制定，已然關乎國家技術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也是在數字時代下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從鮮有發聲到積極參與：中國釋放積極信號

為什麼過去的國際標準組織及國際標準中鮮有中國的身影？因為彼時的中國企業在科技力量上薄弱，難以邁進標準制定門檻，更遑論在國際上發聲。

為什麼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從標準的“接受者”轉向“制定者”，是因為當下和未來的信息技術產業發展與標準制定的話語權息息相關。我國積極參與標準制定，並非要“主導”或“操縱”國際標準制定過程，而是在數字經濟時代下，我國有能力也有需要參與國際標準制定進程。

一方面，面對國際性發展問題，比如全球公共衞生突發事件、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應用等全球面臨的社會性治理問題，更需要全球多參與者發聲，參與到相關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中國聲音”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參與制定國際標準不僅是主權國家的責任所在，從全球治理角度考慮，也是保障國際標準的多樣性和公平性的重要舉措。中國參與標準制定也將有助於完善全球性公共產品、保障全球監管利益。

另一方面，隨着新興產業受到國家高度重視。鑑於“產業發展，標準先行”的趨勢——即制定規範要求逐漸走在了產業發展的前面，各國積極通過國際或國家標準的指引，帶動前沿信息技術及相關產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標準的主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術的引領者和市場的控制者。出於國內技術產業發展的長遠考慮，主動積極參與到國際高新技術標準的制定，是我國持續增強各產業、企業的全球市場競爭力所不能退讓的重要佈局，同時能夠避免由於標準原因，被部分國家有意排除在某些高新科技國際市場以外。

回顧過往，ISO國際標準組織成立於1947年，中國是其25個發起國之一。然而直到1981年，我國才主持了第1項機械工程方面的國際標準。ISO成立以來，以美國、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積極主導和參與重要的國際標準制定，從而在國際貿易上掌握更大的話語權。2002年，歐盟要求銷往其市場的打火機必須安裝安全鎖，而安全鎖的主要專利當時已被歐洲國家搶佔，要達到這一標準，我國企業必須支付高昂的專利使用費。這一情況使得我國當時年產5億多隻，佔世界市場份額近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機面臨退出歐盟市場的危險。

“安全鎖事件”是將標準與專利技術捆綁，爭取競爭優勢的案例縮影。為了擺脱在國際標準制定領域的“技術脱鈎”，重新取得話語權，在過去近三十年的時間裏，我國在國際標準化事業上走過了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隨着中國的技術實力和經濟實力的整體性提升，在2015年到2020年間，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主持的國際標準數量突破了800項。

目前，我國在技術標準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要清醒看到離歐美還有較大差距以及所面臨的挑戰。當國際標準的制定不僅僅是大國追求國際影響力的手段，也在新興技術和產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時，其重要性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參與者們”在相關領域發聲。

“中國參與者”：科技公司成為行業標準力量

一個國際標準從立項到最終發佈需要2-4年時間，其中經過多輪辯論、溝通，起草等大量推動和研究性工作。每個標準都需要長期的技術投入和堅持，而資金支持、專業人才的配置亦不可或缺。因此，技術標準制定更需要各方共同發揮優勢。

企業作為主要的市場參與主體，是參與制定標準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前沿技術領域，以科技企業為代表的“參與者們”更具話語權和實踐經驗。譬如在美國，英特爾和微軟等公司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其所屬領域的標準制定者。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也出現了類似情況，代表企業有FaceBook和Google。

觀之國內，2000年以來，由於出口外貿需要，以海爾、美的等為代表的公司成為國際標準制定的主要“中國參與者”。2010年以後，由於第三次信息科技生態全球標準的需求產生，科技機構及企業在技術標準制定工作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首先，以中國聯通、中國移動為代表的電信運營商在3G時代不斷髮力；到了5G時代，包括華為、中國移動在國際標準上甚至已經領先國外同行。

其次，除了信息技術的基礎領域，隨着數字經濟和應用技術的深入發展，在隱私保護、數據安全、區塊鏈、安全科技等領域上，也能夠看到越來越多中國科技企業的身影。包括阿里巴巴、騰訊、螞蟻集團等在內的科技企業從2015年後開始陸續搭建團隊，至今已在新興的數字技術領域制定多個國際標準。其中，螞蟻集團參與制定了近40個國際標準，主導的標準超過20個，涵蓋區塊鏈、隱私計算、移動支付、安全科技等領域。阿里巴巴在小程序、隱私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電子商務、區塊鏈等領域，騰訊在零信任、遊戲、區塊鏈等領域，百度在人工智能、雲計算、區塊鏈等領域也都承擔和制定了多項國內外標準。

從雲計算、物聯網到人工智能、5G、邊緣計算，大量新的技術和概念湧現，前沿科技出現爆發式增長。與此同時，我國的技術標準參與實現了快速發展，甚至從“跟跑”變為“領跑”。其中，政府、科技公司等多方力量的投入不容忽視。

鑑於國際技術標準已然成為開拓市場、擴大銷售，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有效手段，在這一共識下，中國科技公司以“技術”發聲，貫徹“走出去”理念，將技術實踐和經驗轉化為標準，從而反哺行業發展，鏈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此外，基於產業及行業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科技企業積極參與標準制定意味着其將擁有某行業或領域的規則話語權，能夠一定程度上破除技術和貿易壁壘，將有效推進5G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產業培育，同時為技術產業升級、產業結構優化創造有利的基礎條件。

正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原主席張曉剛所言，數字技術在應用當中會在與我們現實的物理世界對應的平行空間中，建立起來一個新的數字世界。而這個數字世界當中的規則不是由我們物理世界來界定的，那誰來界定未來數字世界的規則呢？標準。所以，未來在數字經濟當中，如果你不能成為標準的主持者，那就意味着是別人制定遊戲規則，你來執行。因為數字技術標準的主導者一定是技術的引領者，一定是市場的控制者。

未來，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爭奪重點勢必將進一步向技術標準集中，國際技術標準對於產業發展的引導及對國際市場競爭的影響將越來越大。因此，我國不能落於人後，應協同科技企業等多方在網絡安全、前沿技術等更多國際標準領域加大投入，贏得國際影響力。（作者：惠志斌  上海社會科學院互聯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