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美國調整科技遏華策略值得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以來的對華科技政策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前任，但同時也採取了一系列低調而深刻的調整，將其對華“長期激烈競爭”理念率先貫徹到科技領域。筆者認為，拜登的調整體現美戰略界對2018年以來中美博弈的再思考，意在塑造中美科技競爭的新態勢，以此帶動新一輪科技全球化朝向對美有利的方向發展。

拜登的新策略基於三個對華認知。其一，美國無法壓垮中國科技的崛起勢頭。特朗普政府對華實施科技打壓後，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的發展勢頭並沒有受到顯著影響，一些領域與美差距進一步縮小。美國開始意識到中國創新體系的韌性，美方的打壓措施事實上更堅定了中國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促使更多中國企業開始有意識地增加自身創新投入。

其二，對華科技“脱鈎”短期內難以實現。“脱鈎”是特朗普政府對華科技政策的鮮明特徵。美方一度認為這將能夠逼迫形成排除中國的全球創新鏈條。但從實際情況看，美國科技企業、院校等科研創新主體認為與中國“脱鈎”將削弱其國際競爭力，反而對美有害。如果美方找不到合適的“替代對象”，對華“脱鈎”就不可能實現。

其三，試圖“確保”美中科技代差不符合當今科技發展規律。美國曾認為可通過技術出口管制將中國科技水平限定在特定階段。但由於當今世界正處於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技術進步非線性特徵明顯，美國無法僅通過限制就阻止中國在量子計算、生物合成等革命性領域實現趕超。

基於此，拜登政府調整政策節奏，將中美雙方“決勝的時間點”延後，將戰略重心轉向國內。這一新策略具有更強的體系比拼特徵。

一是延續關鍵領域的遏壓政策。去年以來，美國政府及智庫發佈多份對中美科技競爭進行技術評估的詳盡報告。今年1月，美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交兩年一度的國家科技力量對比報告，稱中國在多個關鍵領域的指標正趕超美國。美國後續對華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重點圍繞上述領域的中企，其遏壓的執行效率進一步提升。

二是構建替代性科技產業鏈。美國正“虛實結合”推進西方科技產業鏈同盟。虛的方面是所謂“價值觀同盟”，即以“民主、人權、反監控”等作為西方國家政策協調重點。實的方面則是通過數字貿易談判、擴大投資等方式，實質性地增強對象國家承接“中國產能”的能力和基礎。

三是推進國內科研改革和創新投入。經過一年多國內討論後，美國採取“產業政策”振興國內關鍵科技產業、提升科研整體投入的趨勢已定。美國國會兩院着力推動的“2022年美國競爭法”，就包括創立美國芯片基金、撥款520億美元鼓勵美國私營部門投資於半導體生產等多項內容。該法將提供一個新的先例，即毫不遮掩地使“產業政策”成為美國增強對華體系競爭能力的新手段。

四是凸顯中美人才競爭。科技領域競爭根本上是人才的競爭。拜登政府逐步調整特朗普政府時期激進的“人才本土化”政策，試圖恢復美國科研體系的人才吸引力。去年以來美國執法部門陸續啓動多起“中國行動計劃”案件的起訴程序，其中一些案件因證據不足被撤訴。美國政府試圖儘快解決這一對美國創新體系國際形象帶來不良影響的“歷史遺留問題”。同時，美國政府還“適時”公佈了針對理工科留學生的簽證延期措施，試圖將這些人才留在美國本土。

上述變化表明，美國戰略界正在以更宏大的歷史視角來看待中美科技競爭，將其視為一場不會有清晰勝敗結果的長期博弈。這與美國和蘇聯的“太空競賽”、同日本的“半導體之戰”有顯著差別，是美國正在經歷的一種新競爭形態。美方策略選擇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中美科技競爭的態勢和發展走勢，也給中國的應對帶來新的挑戰。從中美兩國的體量和科研體系現狀看，體系比拼將成為雙方競爭的主要模式，中國方面需做好三點應對準備。

首先，適時調整應對重點。拜登政府正緩步調整中美科技競爭中的“虛實比重”。雖高調宣揚制度競爭、價值觀同盟等“虛”的部分，但其實際政策卻更加具體、明確，有着清晰的政策規劃和實施路徑。我方需看清美方“虛實”，將更多應對工作放在提升我國科技體系韌性、國際競爭力、國際吸引力等具體領域，尤其重視對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落實。

其次，加強科研管理改革創新。從各國科技創新體系發展的總體規律看，管理和制度創新是增強一國創新體系國際競爭力的根本源泉，需要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科研體系的管理理念和機制，充分調動內部活力，管控創新成本。在這一領域，我國仍有巨大政策紅利有待釋放。

最後，培育國際創新合作網絡。中美科技競爭將不限於兩國範圍，在廣大第三方中既存在兩國企業的海外市場爭奪，也存在兩國人才、科研合作基地的競爭。我國需從戰略角度看待國際創新合作的意義，主動謀劃合作共贏的國際科技合作，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營造可對我國創新體系發揮積極作用的國際創新合作網絡。（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