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希雨：北約轉型“全球角色”將為禍亞太

北約在最初成立時的宗旨是確保北美和歐洲部分國家的“集體安全”。從冷戰到後冷戰時代，北約作為一個區域性軍事同盟條約組織，儘管經過幾輪“東擴”，其職能覆蓋範圍始終在歐洲。然而，近來北約利用俄烏衝突，開始推進自身新的戰略轉型——從一個西半球的區域性軍事同盟條約組織，開始向覆蓋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全球性軍事同盟轉變。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最近公開鼓吹“全球性的北約”等論調，以及北約目前正在加緊打造並計劃在6月“馬德里峯會”正式推出的《北約2022戰略觀》，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北約軍事職能全球化的動向。這種戰略性動向的產生，既有美國的戰略引導，也有北約一些歐洲成員國的內在主觀衝動。此外，還有世界格局變化的客觀背景原因。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人們觀察和熱議美國的全球戰略重點東移，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美國的“戰略重點東移”絕不是美國僅僅把自己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力量的配置重點，從歐洲轉移至亞太，而是要對其全球同盟體系的重心，進行系統性的東移。這就必然要求它的一眾盟國，都要跟着美國把戰略重點向亞太地區轉移。

因為，美國利用冷戰建立起來的全球同盟體系，最大的基石就是北約。現在美國要把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向亞太自然不會“單打獨鬥”，要求歐洲的北約盟國跟着向東轉，就成了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從歐洲的角度看，北約中一些主要的歐洲成員國如英國等，歷史上曾是全球性大國或坐擁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二戰後歐洲依然是全球地緣戰略中心時，歐洲主要國家的大國心理和大國思維定式依然具有一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但當美國開始把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向亞太，加快其全球戰略重點東移進程時，歐洲國家內心備感失落。這一方面倒逼歐洲盟國反思和探索戰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則刺激產生了跟進美國東移、加強歐洲國家在亞太地區戰略存在的內在衝動。

第三，還應該看到，無論是美國主動調整，還是歐洲盟國跟進，都離不開全球格局加快演變、亞太地區日益成為世界經濟與政治重心這個客觀原因。

經過幾十年的全球化以及地區經濟一體化整合，當今世界日益形成佔全球經濟總量約78%的三大地緣經濟板塊，即北美自貿區大市場、歐盟大市場、以及東盟和中日韓“10+3”形成的東亞大市場。2021年上述三大板塊中，北美板塊的GDP總量達到26.24萬億美元，歐盟為17.08萬億美元，而東亞板塊GDP總量則高達30.19萬億美元，遙遙領先北美和歐盟這兩個曾經的世界經濟增長中心。特別是從發展趨勢看，東亞地區顯然是在上述三大板塊中發展潛力最大、增長前景最好的板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在世界政治與經濟事務中影響力的持久性增強，已成為21世紀的時代性趨勢。而美歐國家以及他們組成的區域性條約組織，基於什麼樣的目的和帶着什麼樣的政策工具轉向東亞和亞太，茲事體大，事關東亞和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前景。

北約的宗旨和職能浸透當今世界最鮮明、最深厚的軍事同盟特質。北約的發展本身就是在製造“安全陷阱”，北約追求“集體安全”的戰略目標推進過程，其實就是把歐洲大陸諸多國家分成“集體安全享有國”和“非集體安全國”兩大類別的安全割裂。對於這一點，早在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同盟為加強各自安全而展開戰略安全競爭的冷戰之初，英國曆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費爾德就深刻揭示了這種一方為增進自身安全而招致另一方相應做出反應，最終導致雙方都更加不安全的“安全悖論”現象。

如今北約“集體安全體系”之內的國家在不斷追求自身單方面安全的同時，造成了俄羅斯日益突出的不安全感，最終引爆了俄烏衝突。北約一些人把“東擴”的戰略邏輯擴展到東亞地區，這不能不引起本地區各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關切。因為北約把“安全悖論”的困境從歐洲帶到東亞地區時，就意味着原本坐享地區一體化發展紅利、分享地區戰略穩定的東亞各國，將循着“集體安全”的邏輯，被劃分、被站隊、被分割成“集體安全體系”之內和之外的兩大類國家。美國領導的北約在加強東亞乃至亞太地區“集體安全體系”之內國家安全的同時，必然引發該體系“之外”國家的必要反應，歐洲已經發生的悲劇，在本地區重演的風險和概率必然不斷積累、升高，東亞半個多世紀繁榮與穩定的局面將被斷送，多樣化多元化的亞太地區必然被“集體安全體系”分割和分裂。屆時，東亞乃至亞太的前途不言自明。

開放的亞太與北美及歐洲相互需要，一個繁榮穩定的亞太地區歡迎北美、歐盟兩大市場更深度參與並共享亞太未來。但美歐西方國家基於冷戰需要而打造的北約軍事同盟組織如果真的擴展到東亞大市場，對渴望可持續安全與繁榮的東亞和亞太地區而言，則是逆和平發展歷史潮流之禍。（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