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敏：如何看這波“中美科技脱鈎”説

“科技脱鈎”在大國競爭的敍事中已不是新鮮詞。近期美國智庫學者圍繞是否應該實現“中美科技脱鈎”、如何平衡“中美科技脱鈎”與國家利益等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探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喬恩·貝特曼4月撰寫的《美中技術“脱鈎”：戰略和政策框架》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亞歷克斯·李3月發表的《美中科技競爭：不要脱鈎——多樣化》。

第一，“中美科技脱鈎”的政治色彩大於現實安全需求。

“中美科技脱鈎”是一個頗具爭議且富有政治色彩的措施。卡內基的報告認為，當前中美科技“部分脱鈎”正在進行中，且美國政府是主要推手，它越來越多地使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拒絕許可、簽證禁令、關税制裁等限制手段。根據美國法律，政府官員在實施“科技脱鈎”方面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只需要援引“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等寬泛概念，就可以限制技術產品、服務和投資在中美之間的流動。

哈佛的報告則認為，雖然與中國的技術和供應鏈聯繫確實帶來具有挑戰性的國家安全問題，但為了平衡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美國必須使用狹義、客觀和統一的國家安全框架。缺乏清晰一致的國家安全敍事和評估標準，任憑“技術危機感”蔓延，以各種“脱鈎工具”來應對泛化的“國家威脅”，並不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

卡內基的報告還提到，“中間派”建議“中美科技脱鈎”要得到多邊協調。拜登政府致力於組建的“民主國家科技聯盟”，就是企圖將中國置於孤立境地。這種與國家實力和國際秩序密切相關的政治領導力競爭，很大程度上深刻影響着中美技術力量對比的走向。可見，“中美科技脱鈎”無非是要阻礙減緩中國科技發展的速度，將中國排擠出高端產業鏈。維持美國科技霸權地位的意圖遠大於維護現實安全的需求。

第二，一刀切的“中美科技脱鈎”會給美國帶來三重打擊。

哈佛的報告認為，美中技術供應鏈幾十年來一直相互關聯，包括硬件、軟件和數字服務等，多重因素決定了一刀切的“科技脱鈎”行不通，並且會嚴重損害美國自身利益。

首先，在對中國進行出口管制等技術限制時，美國公司也會受到監管和不確定性的束縛。在不加評估一刀切的情況下，對中國的任何單邊限制都意味着將美國的科技領導地位和市場份額拱手讓給競爭對手，歐洲、亞洲甚至中國公司將填補這一空白。其次，美國商務部將華為等列入“實體清單”，公佈的規則和指導意見將阻止美國公司加入包含“實體清單”企業的國際標準制定組織，影響美國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最後，過去幾年美國政府沒有向實業界傳達一個有凝聚力和清晰的國家安全敍事與評估標準，特別是在信息與通信技術領域。

第三，中美“科技脱鈎”的前景和我國的應對。

在一些特定戰略技術領域，美國很可能會對中國採取“精準脱鈎”和“精準掛鈎”的策略，以保持國家安全、經濟收益和技術優勢的平衡。雖然拜登政府目前尚未完全確定“脱鈎”的邊界，但在芯片及其製造設備、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領域已形成基本共識；而“掛鈎”的領域基本會限定在低技術和低附加值的產業。

對此，我們首先需要保持創新能力持續增強的良好態勢，不斷增加在中美科技競爭中的籌碼，產業鏈中“我中無人”不是最安全的，“人中有我”才是效益最大化，在開放發展中求安全才會是贏家。同時，力求減少對美國單一技術來源的依賴，加強與歐日韓等的科技合作，鼓勵國產替代，中國超大規模的製造生產和消費市場，為科技發展提供了內生升級的環境。

其次，繼續加大科研投入，支持基礎研究。科技研發是一個相對中長期的過程，是一個國家最有遠見和價值的長期投資。拜登政府上台後一系列大手筆燒錢的法案都被認為是在花錢買時間，卡內基報告中的“防禦性”策略也是在為實施“進攻性”策略爭取時間，而時間在中國這一側。美國推行“中美科技脱鈎”基於的假設是認為“脱鈎”能夠削弱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延緩中國科技發展進程。然而經過幾十年積累，中國基礎科研發展已具有很強的內生動力，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從歷史規律和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基礎研究正從平台期走向躍升期。未來10年至20年是中國基礎研究發展的關鍵階段，我們必須持之以恆地支持加強基礎研究，推動重大突破性成果出現。

第三，堅持並積極倡導國際科技合作和開放。美國政府主導的“中美科技脱鈎”不僅將影響中國科技企業向美國市場的進軍，而且也將影響歐日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科技企業的立場，從而客觀形成西方國家對中國在科技上的“站隊脱鈎”。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不要讓反美（對抗）情緒主導我們的科技發展進程，而要更加堅定地推進國際科技合作和研究開放。國際間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企圖阻攔他國科技發展和創新進行的科技封鎖，長遠看不僅無法奏效，而且還可能導致市場的丟失、延緩自身的科技更新和進步。科學無國界，學術自由和科技交流都是美國遵循的傳統，也是它今天能保持強大科技實力的根本所在。中美的科技合作應儘量避免政治化，開放交流的重要性也將隨着兩國合力應對全球性難題的需求而增強。（作者是國際關係學院知識產權與科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