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美國亞太同盟體系正發生明顯變化

美國—東盟峯會12日到13日在華盛頓舉行。加上一週後美國總統拜登還將訪問日韓，並在東京參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峯會，不少媒體説，在俄烏衝突爆發近3個月後，拜登政府正將注意力轉向亞太，尤其加大對該地區盟友和夥伴的拉攏。特朗普時期，美國曾打出“美國優先”旗號，呈現去同盟化趨勢。拜登總統上台後，華盛頓重新開始強調同盟體系建設。尤其是在亞太，美國更是投入巨大精力，試圖鞏固傳統同盟體系並構建新的同盟關係網絡。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建設呈現兩個較為明顯的變化：其一，從以地緣政治為中心的同盟體系，到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同盟體系。冷戰時期，美國以打倒蘇聯為最高目標，聯繫一切可能國家，建立一個跨越意識形態界線、以地緣政治形態為基礎的同盟體系。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國內一度盛行“經貿決定論”，認為經貿合作可以超越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價值觀分歧，構建出一個全球化體系。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其實也是“經貿決定論”的一種變體。但拜登上台後，美國轉而尋求建立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同盟體系。

其二，從以美國為中心的等級制同盟體系，到多中心、多形態、多層次的網絡式同盟體系。拜登總統上台以來，美國組建同盟體系的策略更加多樣。美國從同盟體系的領導者，向領導者、關鍵少數和幕後推手三重角色並存的新方向發展。

以此為基礎，美國試圖在亞太地區構建出一個多層次、多領域的新同盟體系。這個亞太新同盟體系主要具有以下特徵：

一是“分層次”。這實際上是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一個固有特徵。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由核心盟友、盟友和戰略合作伙伴三個層次組成。核心盟友是指“盎格魯—撒克遜集團”，主要載體為奧庫斯聯盟和“五眼聯盟”。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不僅與美國之間有着常規同盟條約，還擁有宗教文化和價值觀上的一致性，以及在情報和軍事等方面的超同盟關係。盟友則是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主要戰略抓手。日本、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等與美國既有常規同盟條約，又在價值觀上趨同。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是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外圍支撐力量。美國與印度、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蒙古國和越南等都有程度不一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在這個類型中，印度最為特殊。美國對印度是拉攏與防範並重，一方面致力於發展與印度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甚至試圖推動印度成為地區領導國家，另一方面又在尋求制衡印度的力量。

二是“聯網絡”。美國試圖把亞太同盟體系北約化，推動不少跨越同盟界限的新合作體系。通過這個分散式、多中心的同盟網絡，美國希望增強自己的戰略彈性和可持續性。“印太戰略”是美國的重要戰略概念。通過這個新概念，美國試圖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的海洋大國聯繫起來，以日本為主要戰略基點，以印度為主要拉攏對象，形成對陸地大國的彈性制衡。“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美國的重要抓手，在這個機制框架之下還形成了幾對雙邊國防外交的“2+2”對話機制和三邊合作機制。日澳今年1月簽署《互惠准入協定》，將兩國關係推向準同盟高度。

三是“跨區域”。傳統上，美國在亞太的同盟體系與跨大西洋體系是相互獨立的。這樣一來，亞太與歐洲的安全事務都要通過華盛頓，美國可以很方便地維持自己的戰略軸心地位。一方面，美國在努力形成“三洋聯動”格局，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同盟體系整合起來，推動北約亞太化。今年4月，北約召開外長會，12年來首次修改戰略方向和行動指南，並首次重點考慮“中國因素”。這次會上，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被請進北約外長會會場。5月5日，韓國正式加入北約網絡防禦中心。這是該機構首次將成員擴大到歐洲以外國家，意味着韓國已加入北約的網絡安全同盟體系。

另一方面，美國還努力推動北約成員國與亞太盟國之間的雙邊軍事合作。英國和法國已經開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巡航活動。不久前，英國與日本也就“歷史性地”簽署《互惠准入協定》達成一致。這是日本簽署的第三個同類協定，也是與歐洲國家簽署的首個類似協定。

四是“跨領域”。美國傳統的同盟體系主要關注政治、軍事等“硬安全”領域。現在，美國還努力在“軟安全”領域建立同盟或準同盟體系。在多邊層次，美國試圖推動“印太經濟框架”，以彌補因退出TPP而造成的經貿領導權損失。在一些更加微觀的領域，美國及其盟國也在積極活動。“藍點網絡”、芯片四方聯盟、疫苗倡議和相互承認疫苗護照協議等，涉及基礎設施建設、關鍵產業鏈供應鏈和疾病防治等領域。歐盟也在積極發揮自己的經濟優勢。去年6月，“歐盟—美國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成立。今年4月，“歐盟—印度貿易和技術特別委員會”成立。這些都説明，美國正努力建設一個龐大的跨領域協商與合作體系。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隨着俄烏衝突持續，美國有可能從擠壓俄羅斯地區和國際影響力的地緣政治目標，延伸到改變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價值觀目標。與此相應，美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亞太同盟體系也有向建立更廣泛的價值觀同盟體系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