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土耳其在世界變局中探索合適定位

由於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6日公開表示，土耳其反對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北約原本信心滿滿的最新一輪擴張被畫上了問號。這也引發外界對土耳其外交的關注。

不可否認，俄烏衝突爆發兩個多月以來，土耳其在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找到一定的交集，甚至成為唯一能夠主持俄烏和談的國家。不僅如此，土耳其近期還積極改善同阿聯酋、沙特、埃及、以色列、亞美尼亞等國家的關係。很明顯，這是土耳其外交近年來的又一次轉向。作為一個實力中等的地區強國，土耳其在不斷變化的全球格局中正尋找更適合自己的位置。

如果用一個字概括土耳其在國際政治中的特徵，“中”字可能比較恰當。地理上，土耳其處在亞非歐三大洲的聯通中心；文化上，土耳其處於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中間；國家規模上，土耳其（人口全球排18位、領土面積排36位）介於大國與小國中間；經濟水平上，土耳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2022年預估人均GDP全球排106位）處於富國與窮國中間；交通上，土耳其處於資源出口國與進口國的中樞位置。土耳其的歷次外交抉擇，都離不開這個“中”字。

從1923年建國到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土耳其一直想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土耳其曾盡全力脱亞入歐，甚至想斬斷同伊斯蘭傳統、亞洲身份的關係，成為一個現代化西方國家，因而在一段時間裏與美歐走得更近。土耳其1952 年加入北約，1963年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聯繫國，1996 年同歐盟建立關税同盟，1999 年成為歐盟的候選國。但不論土耳其怎麼努力，加入歐盟的嘗試總是屢屢受挫。歐盟歷經7次擴員，到目前27國，唯獨把土耳其擋在門外。最終，土耳其意識到自己永遠不可能加入歐盟，因為土耳其太大，擁有8000多萬人口，會成為歐盟最大的國家；因為土耳其絕大多數人信奉伊斯蘭教，會成為歐盟中唯一的伊斯蘭國家。

2002年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後，土耳其開始執行“南線政策”，開啓第一次外交轉向。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提出，從影響力方面看，土耳其同時是一箇中東、巴爾幹、高加索、中亞、裏海、地中海、黑海國家。土耳其在文化、政治和安全上與美歐拉開距離，不再充當西方對付俄羅斯、伊斯蘭世界的“橋頭堡”，而是提出“零問題外交”，同所有中東、中亞國家發展平衡的關係。土耳其一度挖掘自己的歷史財富，新奧斯曼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成為土耳其新外交的意識形態基礎。不同的主義針對不同的地區和目標，例如，新奧斯曼主義針對歐亞非三大洲奧斯曼帝國當年的屬地，投射土耳其的地區影響力。“零問題外交”在早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效，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土耳其同中東、中亞國家的關係。

2011年爆發所謂“阿拉伯之春”後，土耳其介入中東事務增多，開始第二輪外交轉向。“阿拉伯之春”過程中，政治伊斯蘭迅速崛起，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相繼出現政治伊斯蘭勢力上台執政。土耳其自認為是伊斯蘭與民主政治結合的典範，全力支持中東各國的政治伊斯蘭運動。但是，政治伊斯蘭終究只是曇花一現。土耳其在外交上也承擔了由此帶來的後果，與以色列、敍利亞、阿聯酋、埃及、沙特等一大批中東國家的關係一度陷入低谷。畢竟，新奧斯曼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都是歷史沉渣，不可能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精神支柱，更不可能引領世界潮流。

2016年挫敗國內“未遂政變”後，土耳其在外交上開始在地區乃至全球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軍事介入多起衝突，形成了第三次外交變革。土耳其因此同美歐關係迅速惡化，同俄羅斯越走越近。在利比亞，土耳其的軍事幹預扭轉了戰局，使自己成為談判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方。在卡塔爾，土耳其藉助軍事基地，把楔子打到了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心臟”。在東地中海，土耳其與希臘幾乎走到戰爭邊緣。2019年從蘇丹租借一個島嶼，最近又同埃塞俄比亞商討軍事合作，與尼日爾簽署軍事合作協議，觸角越來越廣。目前，土耳其在敍利亞、伊拉克、卡塔爾、利比亞、索馬里等國家有駐軍。然而，儘管土耳其在每個熱點問題上都能參與其中，但想發揮主導作用仍面臨諸多限制。

自2021年初起，土耳其外交開始回調。實際上把2011年以來諸多做法都推回，構成了土耳其外交的第四輪轉變。土耳其主動讓步，限制哈馬斯、穆斯林兄弟會在土耳其的活動，放棄對沙特記者卡舒吉遇害案件的審理，以改善同以色列、沙特、埃及的關係。烏克蘭危機為土耳其外交提供了一次契機，土耳其秉持中立、平衡立場，擴大了自己在美歐俄之間的迴旋空間。

客觀説，土耳其是一個處於全球十字路口的中等強國，目前並無實力成為獨立的全球性大國，也很難真正融入一個大國集團。當土耳其想追隨、融入一個大國集團時，往往會引起這個大國集團的警覺，也會限制其發展空間。當土耳其只想扮演樞紐角色時，又擔心自己被邊緣化。明年6月土耳其將迎來大選，土耳其的對外交關係探索值得關注。畢竟，既往的歷程表明，這樣一個處於特殊地理位置的大國，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