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駿：日本“經濟安保法”有何潛在危害

日本國會新近通過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引發日本國內外的持續關注。該法將從明年開始分階段實施。仔細閲讀這部被稱為岸田政府標杆性政策的“經濟安保法”，不難從中發現三個趨勢性信息。

第一，該法為日本政府幹預市場經濟活動提供更多“合法性”解釋。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它放大了日本首相權限，給予其充分的命令權和調查權，並要求各級部門積極配合和嚴格服從首相為“確保國家經濟安全”而提出的指示。不僅如此，作為提交國會審議的主要理由之一，實施該法的兩個“確保”格外引人注目：一是確保特定重要物資的穩定供給；二是確保特定社會基礎性勞務的穩定提供。

儘管法律文本沒就“特定重要物資”做出具體的限定，但從目前日本政界及經濟界的關切來看，半導體及稀土等稀缺性資源將被列入其中，未來相關商品的進出口及內外生產等也將受到嚴格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對於“特定社會基礎性勞務”，“經濟安保法”詳細列舉電力、石油儲備、通信、金融等14個細分行業，涵蓋宏觀經濟運營的幾乎所有基礎性行業。由是觀之，未來日本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的介入或許會是全面性的。

第二，日本海外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佈局與調整將會加速。日本政府幹預國內產業發展的力度與強度進一步提升，勢必會引發“蝴蝶效應”，促使日企的海外工廠及生產基地等加速重新佈局。這一變化將呈現兩種明顯趨勢：一是包括半導體設計與研發在內的高新技術產業將加快向日本本土迴歸，並有可能通過積極引入外資等促進政策，形成和鞏固日本在這一領域的高新技術競爭優勢與生產優勢；二是海外生產基地將向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加速轉移，並在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整體競爭力的同時，尋求開發新市場、創造新的經濟收益。

這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全球產業鏈調整正受到兩種力量驅動，一是市場，二是意識形態。按照市場原則安排產業鏈供應鏈的結構分佈當然無可厚非，既符合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方向和大勢，也有助於為全球社會創造更多福祉。但以意識形態對抗為目的鼓譟供應鏈轉移甚至“脱鈎”則恰恰相反，不僅無益於特定產業中長期的合理規劃和發展，也無益於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經濟復甦，甚至無益於人類社會整體的技術進步與文明共享。

第三，“經濟安保法”的通過與實施凸顯日本社會保守化進一步加劇。較之其他法案，“經濟安保法”從設想提出、法案編制再到國會審議通過，所用時間是相對較短的，在國會兩院及社會層面都沒遭遇有力的反對和阻攔。換言之，日本政界及社會在該問題上形成相當程度的意見統一。

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安全問題更容易引起社會共同認知和支持，而這份“經濟安保法”正是直接將經濟社會發展與“國家安全”進行掛鈎。但這一問題背後的實質，卻是日本社會整體對外交流合作的意願與積極性都在持續衰減，社會內卷化日益明顯。而且，為了確保所謂絕對“經濟安全”，日本正在主動放棄對外交流合作的一些重要機遇，並用僵化的“小圈子”思維模式約束、限制其廣闊的發展和進步空間。這與東京十多年來宣揚的“平成開國”或“再次打開國門”等口號顯然是背道而馳。

綜上所述，“經濟安保法”的通過與實施必將對日本未來產業鏈供應鏈佈局產生重大影響，而“特定重要物資”和“特定社會基礎性勞務”也將成為其中兩大關鍵議題，我們需要對此保持關注。（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