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春豪:新德里應警惕美西方的“特別包容”
作者:楼春豪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西方在國際上掀起“反俄總動員”,試圖在輿論、外交、經濟等諸多領域對俄羅斯進行全面孤立。但事與願違的是,包括中國、印度、南非、巴西等大國以及中東、非洲、南亞、東南亞等地區多數國家,並未選邊站隊,沒有支持美國和北約火上澆油的做法,而是呼籲衝突各方儘快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衝突。
在這些國家中,印度的態度頗為引人關注。一方面,印度與俄羅斯是“特殊和尊榮的戰略伙伴關係”,印度沒因烏克蘭危機而譴責甚至放棄俄羅斯。另一方面,印度與美國的戰略合作不斷深化,美國將印度視為“民主大家庭”的一員,是所謂“志同道合者”和“淨安全提供者”,希望印度能與“民主陣營”站在一起,譴責乃至制裁俄羅斯。
從目前態勢看,美國顯然打錯了算盤。雖然美國及其盟友多次高調施壓印度,但印度不為所動,在反對沖突、呼籲和平解決的同時拒絕點名批評俄羅斯,在美國主導發起的聯合國多次涉俄烏局勢表決中都投了棄權票。印度甚至通過與俄羅斯重啓盧比-盧布結算機制、擴大俄原油進口等,減輕俄烏衝突對自身經濟的衝擊。用印度外長蘇傑生的話説,印度不是“西方‘蒼白的仿製品’”,也反對西方國家給印度從俄羅斯進口原油“貼上政治標籤”。
導致印度採取上述政策的因素很多,既有對與俄羅斯歷史情誼和現實利益的考慮,也有對美國“拉印製華”總基調的判斷,還有對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新反思。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印度戰略界對其外交政策走向進行了激烈而焦慮的辯論,主流觀點是隨着美俄對抗的不可調和,印度在美俄之間“走鋼絲”的難度日益增大。對於出路,其中很重要的一派觀點,就是要以國家利益為準繩,堅持獨立自主、避免選邊站隊。現在看來,印度政府也基本採取了這一政策。
獨立自主是印度對外政策的歷史教訓。1947年印度獨立時,美蘇冷戰序幕已然拉開。當時的印度支持亞非拉地區的反帝反殖民族獨立運動,反對美蘇冷戰,“不結盟”一詞最早就是印度總理尼赫魯1954年提出的。1956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與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埃及總統納賽爾共同提出不結盟的主張;1961年,印度是首屆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的五個發起國之一。顯然,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領頭羊。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隨着國際局勢演變,印度倒向蘇聯的勢頭日益明顯,兩國最終於1971年簽署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這明顯偏離了不結盟政策,也為印度在蘇聯解體後遭遇困局埋下隱患。
蘇聯解體使印度失去外部援助,一度陷入外交孤立和經濟危機。此後,印度重新調整對外政策,採取更加均衡的大國外交、更加開放的經濟改革,並逐步發展成為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回顧這段歷史,雖然印度並未嚴格遵守不結盟政策,但“不結盟”始終是指導印度對外政策的根本性指針,而偏離不結盟政策也曾給印度造成嚴重後果。
獨立自主是印度對外政策的現實啓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後,對不結盟運動的重視程度下降,對外政策“選邊”色彩日益強烈,有官員甚至表示“國際環境有時需要我們選邊站”。所以,過去幾年,雖然印度政府仍用“戰略自主”來強調對外政策的自主性,但其“西傾”態勢日益明顯,被普遍認為是以“議題式結盟”取代了之前的不結盟政策。這種變化給印度帶來短期利益的同時也埋下長期隱患,比如印度“借美抗華”的政策造成中印關係的被動、俄印對“印太戰略”的分歧也給雙邊關係帶來雜音。
如果説2021年的阿富汗變局使印度開始認識到“美國優先”與“印度優先”的矛盾,2022年的俄烏衝突則更應該讓印度認識到放棄獨立自主外交的危害。北約東擴加劇俄羅斯的安全威脅,而烏克蘭倒向北約的做法無異於引火燒身。對於印度來説,這個教訓也敲響了選邊站隊的警鐘。此外,美國主導的罔顧國際規則、罔顧市場準則、罔顧外溢影響的對俄經濟制裁,包括將俄羅斯剔除出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也讓印度認識到美國主導的現存秩序的脆弱性和不可靠。
獨立自主更應是印度對外政策的長久之策。3月底以來,印度政府外交日程異常密集,光是總理莫迪就通過接待來訪、出訪和線上多種途徑,先後與日本、澳大利亞、美國、法國、德國等國領導人及歐盟委員會主席會晤,還將在幾天後前往日本參加“四邊安全對話”峯會。印度外交近段時間的“八面玲瓏”表明,美西方對印度在俄烏衝突中的表現給予了“特別的包容”,施壓手法逐漸從“高調喊話”轉向“拉攏與施壓並舉”。比如,美日英澳等國都表示要加強與印度的國防合作、支持印度發展本國國防工業,其用意是希望印度降低對俄武器進口依賴。但透過現象看本質,印度需要警惕的是,這種“包容”很可能是“温水煮青蛙”,使印度逐漸被綁上美國的戰略軌道。而一旦被綁上美國戰略軌道,印度也就失去了跟美國“討價還價”的底氣,失去在國際上左右逢源的資本。
獨立自主是大國外交的標配。印度有着獨立自主的外交傳統,有着不同於美西方的國家利益,有着成為全球領導性力量的大國雄心,因而也理應毫不遲疑地堅持獨立自主外交方針。(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