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豔東：合力推動平台經濟走出粗放階段

平台經濟的發展最近受到高度關注。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支持平台經濟、數字經濟合法合規境內外上市融資。而在之前一天召開的“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專題協商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明確指出，要支持平台經濟、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從一定程度上説，處理好對平台經濟的監管與發展之間的關係，是更好促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的應有之義。面對當下全球格局變化的極大不確定性，我們要堅持發展中心主義，貫徹“以監管促進發展，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基本方向。

首先，互聯網監管政策總體趨嚴是國內外行業發展形勢的必然要求，對此不應做過度敏感性解讀。近年來，我國的平台經濟出現了一些無序經營的問題，如濫用壟斷地位、大數據殺熟、泄露公民個人信息、過於追求商業利益等問題。總體而言，互聯網企業早期發展多得益於政策性套利，如在金融監管薄弱的情況下開發各種高風險的互聯網金融業務，以至於形成P2P集體爆雷等問題，引發大量社會羣體性事件。同時，在互聯網上公民個人信息大量被泄露，這些泄露的個人信息經常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的工具，引發“山東徐玉玉被電信詐騙致死案”等一系列嚴重刑事案件。

同時，在全球視野中，2018年歐盟出台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簡稱GDPR），加大了互聯網平台的責任，強化了對消費者的保護，創立了強監管模式。根據Ovum的調查，有52％的企業認為GDPR會對他們的業務進行罰款，68％的企業則認為這將大大增加在歐洲開展業務的成本。GDPR引發了全球對互聯網產業的強監管格局。

在國內外互聯網行業發展的新形勢下，從2020年開始，我國對互聯網產業的監管政策趨嚴，先後出台一系列法律和監管政策，如2021年就出台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同時，執法部門對互聯網企業壟斷、海外上市、税收問題等進行了相應的行政處罰。這些監管制度與措施事實上是對互聯網行業前20年無序發展的補課，也是對全球互聯網監管政策從嚴的呼應。對此，互聯網企業應當主動適應監管新形勢，放棄粗放發展理念，走向合規經營、有序發展的新模式。

其次，對互聯網平台的監管是為了高質量發展，而不是扼殺數字經濟的發展勢頭。互聯網帶來新的產業模式，解決了大量就業，大數據的應用也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人類從工業時代走向數字時代，是不可逆的社會發展趨勢。我們要順應歷史潮流，堅定不移把數字經濟做大做強。這也是中央監管互聯網行業的初衷，即解決歷史問題、淘汰野蠻發展企業、走向高質量發展新局面。遺憾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門有時採用簡單粗暴的監管模式，仍然保留着“關閉停”的管理理念。這雖然解決了問題，但犧牲了社會發展動力。

最後，在發展中解決階段性問題才能贏得未來。人類歷史無數次證明，發展總是伴隨着風險，但比發展性風險更可怕的是，發展停滯背後的零風險。歷史上，1865年英國頒佈的《機動車法案》（該法案要求有人在機動車前50米外揮動紅旗開道，也被稱為《紅旗法案》），目的為保障交通安全，但該法案極大地限制了英國汽車產業的發展。事實證明，實施了30年才廢止的《機動車法案》給英國帶來慘痛的教訓，其汽車產業規模被美德日等迅速超越。我們應當以史為鑑。總體而言，我國的數字經濟的競爭力已經可與美國並駕齊驅，至少階段性地領先於歐洲，絕對不能因為發展性風險而重蹈追求零風險的歷史覆轍。

近年來，隨着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我國已經自發地形成了一套高效率的生產生活方式，社會運轉也離不開互聯網平台的保障。雖然平台經濟存在各種問題，但那些是發展中的問題，是一種需要在試錯中不斷完善的高效生產方式。如果簡單地將互聯網平台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不利於實現高效的社會管理模式。比如，疫情期間，上海做了大量保供體系，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政府的力量畢竟有限，難免出現產品質量、物流緩慢、分配不均等問題。如果政府和互聯網企業之間能夠實現互相配合，政府在做好底線監管的同時，充分利用互聯網平台的技術和動員力量，或可有效緩解政府管理的壓力。

促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是我國長期堅持的產業政策，這需要我們處理好監管和發展的辯證關係。未來的平台經濟，仍然會存在很多問題，我國也將出台很多監管政策，對此不應過度質疑，而要堅信，健康發展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終極目標。（作者是浙江省新型重點專業智庫浙江數字化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