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剛：印太經濟框架自帶三大短板

美國總統拜登5月20日抵達韓國，開啓自上任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還將在下週的美日首腦會談後正式宣佈“印太經濟框架”（IPEF）。為壯聲勢，美方刻意“劇透”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等可能成為首批創始成員國，同時加快向印度及東盟的喊話力度。IPEF真的如華盛頓宣稱的那樣能塑造亞洲經濟新規則，乃至成為推動印太經濟一體化的引擎嗎？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IPEF必須正視其先天不足的三大短板，面對其難以迴避的三大事實。

首先，IPEF存在先天缺陷，必須正視三大短板。一是框架目的的閃爍其詞。到底為什麼要構建IPEF？這是一個問題，更是一些國家的困惑。究竟是一些美媒渲染的解決區域供應鏈彈性、促進公平貿易、基礎設施聯通、清潔能源和低碳環保技術等問題，還是美國政府並不掩飾的試圖制衡中國的新舉措，抑或還摻雜着美國以塑造對印太的地緣經濟影響力、修正與地緣安保影響力之間的失衡？究竟是“為美國計”，還是“為印太國家計”？IPEF的指向既挖空心思、確立賣點，又用心良苦、閃爍其詞。

二是框架理念的患得患失。在和平與發展主題沒有逆轉，疫情下多邊合作不斷逆勢復甦中，IPEF的理念既滲透着美國高調鋪墊的排他性底色、日本宣稱的旨在與亞洲各國合作抗衡中國的遏制化思維，還傳遞着韓國等主張的深化供應鏈同盟、不應成為疏遠中國工具的謹慎認知，還有一些國家擔憂IPEF吸引台灣地區加入等遏華理念是否可行。散發着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中和味道的IPEF無法讓參與國淡然處之，如同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杜大偉所言，“何況一些國家對孤立和遏制中國的新冷戰不感興趣”。

三是框架規則的支離破碎。與RCEP的規則及制度不斷創新、CPTPP迄今最高水平的自貿規則相比，IPEF最明顯的就是為美日地緣政治的需要而犧牲域內國家理應得到的削減關税和市場準入等剛性規則的支撐，甚至為了拉攏更多國家跟隨美國起舞，做出所謂包容性和平衡性的隨意解釋。這些也註定了IPEF沒有規矩約束，無法形成互利共贏的方圓。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學者邁克爾·格林批評IPEF缺乏説服力，也是基於這一邏輯。

其次，IPEF必須面對三大事實。

一是印太國家不會放棄互利合作。截至2020年，中國已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是其他多數國家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疫情下，中國與東盟還首次互為最大貿易伙伴。很難想象，一個缺乏規則制約的IPEF會讓東盟、印度等不惜損害本國經貿利益和民生福祉，主動放棄在多年對華合作中贏得的比較優勢和好處，更遑論不計代價地配合美日圍堵中國。亞洲國際戰略研究所執行主任詹姆斯·克拉布特裏認為，“IPEF對稀釋中國與印太國家經貿一體化作用甚微”。這一觀點具有預見性。

二是規則的明顯缺失導致各懷心事。連美國自己也承認，IPEF不像RCEP和CPTPP乃至中韓FTA等成熟的多邊和雙邊協定，一不需要參加國議會批准，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三來隨時可能因突發因素被打回原形。關税和非關税規則的缺失也將讓成員國各懷心事：日本擔心沖淡本國擁有主導權的CPTPP和擁有話語權的RCEP；韓國和東盟擔心無法擴大對美出口，還可能將影響對華合作關係；一些潛在成員還擔心沒有規則約束，類似特朗普退羣的事情會隨着美國政局變化捲土重來。

三是美國國內的掣肘因素如影隨形。IPEF標榜塑造亞洲經濟新規則，卻刻意迴避短中期的規則磋商，源於拜登政府明白IPEF的一些説辭不僅對搖擺國交代不過去，甚至對本國也無法自圓其説。美國一些智庫專家批評IPEF拼湊的競爭屬性將會衝擊美國貿易、產業和就業，共和黨也指責這一非約束性聯盟對美企擴大市場準入幾無幫助。11月的中期選舉在即，IPEF大概率不會為拜登的民主黨得分。

綜上所述，IPEF是拜登政府應對中美競爭加劇、俄烏衝突持續背景下拼湊而成的藍圖，本質是以經濟的大義名分實現最大可能遏制中國影響力，確立美國在印太地緣經濟主導力。不管其在實施路徑上是避重就輕，還是逞一時之勇，都難以達到塑造亞洲經濟新規則的預期目標。

亞洲國家還需要認清，IPEF的實施可能阻斷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將域內貿易鏈和產業鏈小圈子化、供應鏈和供應網政治化、自貿合作和區域交流陣營化，那將在亞太地區製造動盪和混亂，無益於亞太和平與發展。事實上，任何地區合作框架都應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增進地區國家間的互信與合作，而不應帶有明顯的選擇性、排他性。▲（作者是黑龍江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