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建學、孫文竹：日本政客沒有資格界定“地區現狀”

近來，日本政客跳得挺高，頻頻在國際上借俄烏危機碰瓷、影射、抹黑中國，渲染“不能允許印太地區出現類似烏克蘭危機的局面”“強烈反對中國在東海及南海憑藉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等輿論，甚至還打着“維護台海和平”旗號勾連“台獨”分子，妄圖插手台灣問題。日方打的是“維護現狀”的旗號，行的卻是拱火生亂的勾當，顛倒黑白、禍水東引、渾水摸魚的意圖明顯。正如美國政客無法壟斷“民主”“人權”“規則”等概念的定義權和解釋權一樣，日本也沒有資格去界定“地區現狀”。

眾所周知，當前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合法秩序是在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得以安排和確立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終戰詔書》，宣佈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等要求，並無條件投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明確規定，日本將其竊取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無論是台灣島，還是作為台灣附屬島嶼的釣魚島，都是中國固有領土。二戰結束後，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收復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派軍政官員依法公開收復西沙、南沙羣島並派兵駐守，恢復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權。長期以來，作為全球貿易大國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堅定捍衞南海作為國際航運動脈的暢通安全，主動提供海上公共產品，南海航行和飛越自由也從未存在任何問題。近幾年，儘管有個別域外國家的軍艦不時打着“航行自由”旗號，到南海來炫武力、“秀肌肉”，但中國與其他南海沿岸國依然密切合作，堅定防範南海地區多年和平與安寧的現狀被打破。

多年來，日本自身一直試圖單方面強行改變地區及國際現狀。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先後發動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幻想着構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給亞洲國家和人民造成深重苦難。二戰後，日本將受到的應有懲罰歸因為“戰敗”所致，從未真正懺悔過作為亞洲戰爭策源地的罪責，也從未真正反省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暴行，更從未在道德上與對外擴張爭霸的思維徹底切割。

時至今日，仍有不少日本政客將對外擴張史引為“國家榮耀”，不斷伺機掙脱“戰後體制束縛”，以恢復昔日“大國地位”。正是這種扭曲的心態，使得日本不願客觀正視台海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的事實，不願客觀正視戰後東亞地區保持長期和平發展的現狀與秩序，反而執念於妄圖藉助外力在釣魚島問題上翻案。2012年，日本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韙，罔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書及二戰後確定的東亞秩序，單方面宣佈釣魚島所謂“國有化”，導致中日關係跌到低谷。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隨着中日綜合國力逆轉，日本對華心理優勢不再，心態逐漸失衡。這時，語焉不詳的“憑藉實力改變現狀”成為日本政客搶佔輿論制高點、宣揚圍堵遏制中國的萬能藉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國際格局“東昇西降”歷史大勢，日本政客開始偷換概念，將中國國力發展壯大的客觀現實描繪成“中國改變印太地區的現狀”，企圖污名化中國正當的發展建設，為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羣體性發展罩上緊箍咒。

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一種秩序，那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那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近年來國際形勢演變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表明，在自身衰落危機面前，美西方打着維護所謂“自由開放秩序”旗號，行霸權霸凌之實，對廣大發展中世界搞政治干預、地緣威脅與資本收割。正如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斯蒂芬·瓦爾特所説，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認為國際秩序不利於自己之時，就按自己意願忽略、逃避或改變秩序，這哪裏是基於規則、維護秩序，分明是“強權即公理”“勝者通吃”。這本質上是要以犧牲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代價，以“集團政治”維護少數國家、少數團體的利益與特權。

因此，當日本政客開口閉口炒作所謂“地區現狀”的時候，他們內心的小盤算就已經暴露無遺。中國當然會繼續和大多數地區國家一道，堅定捍衞反法西斯戰爭和挫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維護亞太地區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大局。日本政客通過製造輿論帶節奏，妄想借此遏制中國的圖謀不可能得逞。（作者分別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和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