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少俠：“中國債務陷阱”？原來是西方話語陷阱

去年底，西方媒體一度熱炒這樣一則“新聞”：由於還不起中國貸款，非洲東部國家烏干達不得不將國內唯一的恩德培國際機場交由中國“接管”，成為中國“債務陷阱”的又一個“受害者”。

然而，如果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屬實，那為什麼近年來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還是紛紛“向東看”，同中國的南南合作越來越紅火？事實真相究竟如何？

“中國債務陷阱論”是什麼套路？ 

這是個別國家杜撰出的一套以偏概全、混淆視聽的話語陷阱，慣用手法是選擇性誇大發展中國家對華債務，閉口不談中國融資帶來的經濟社會成效。大致套路如下：

“債務工具化”。 中國借“一帶一路”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鉅額貸款，債務國以關乎國家命脈的戰略資產作為抵押，還不起債就得向中國交出戰略資產。

“債務不可持續”。 中國利用不可持續的債務關係加重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推高他們的違約風險，使他們陷入“債務困境”。

“債務不透明”。 中國債務協議都設有保密條款，債務用途去向不透明。 

這套説辭看起來言之鑿鑿，實際上經不起推敲。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最積極的方向之一，也是中國投融資合作的重點之一。我們不妨以非洲為例，把*“中國債務陷阱論”* 掰開揉碎講清楚。

誰是非洲最大的債主？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本質上是欠發展問題。 非洲大陸歷史上長期飽受西方列強殖民掠奪之苦，至今仍然遭受發達國家盤剝。冤有頭債有主，西方國家與非洲債務問題自然脱不了干係。

上世紀70年代以前，非洲債務問題尚不突出。受西方國家和金融機構擴張性借貸等影響，非洲外債規模開始飆升。1970年至1987年，非洲國家外債總額從80億美元激增到1740億美元，外債存量與出口收入比值從73%飆升至322%。

在美元利率上調、國際需求鋭減等疊加作用下，非洲大規模債務危機在80年代爆發，整個80年代成為非洲“失去的十年”，甚至還有説法稱非洲“失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2020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整體外債存量超過7000億美元。其中，私營債權人、多邊官方債務、雙邊官方債務分別佔長期債務的47%、26%、16%，西方私營債權人佔據非洲債務大頭。 

2010至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長期外債中的多邊債務存量從780億美元增加到1850億美元，增幅達137%。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巴黎俱樂部”國傢俬人金融機構所佔比重甚至於2019年超過多邊金融機構，成為非洲最大債主。

中國是國際對非洲融資合作的後來者。 1995年，中國首次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中長期優惠貸款。2000年以後，中國對非洲融資合作快速增長，但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佔比仍然很高。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國—非洲研究所主任德博拉・布勞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及其團隊研究表明，中國在非洲整體外債佔比為17%，遠低於西方。

誰給非洲製造了“債務陷阱”？

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共建“一帶一路”將使相關國家760萬人擺脱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脱中度貧困。

事實上，貸款也有好壞之分，關鍵看債權人放貸的初衷、債款的用途以及債款本身能否產生效益。 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創業的“第一桶金”，有時只能對外借債。如果它們借的債能夠幫助創造就業、造福人民，掙了錢還得起，那就是好債務。反觀發達國家，其自身債務普遍超過GDP的100%，也不見它們為自己的“債務陷阱”叫苦。

西方給非洲的貸款主要用在非生產領域，沒有增加税收和出口創匯，迫使非洲國家政府陷入“越借越窮、越窮越借”的惡性循環。

此外，西方金融機構利用債務，深度介入非洲國家經濟和政治改革進程，對非洲國家內政指手畫腳，本質還是殖民者的思維慣性在作祟。

一位非洲高官曾抱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他們進行的各種制度改革一年就有500多項，平均每天就要進行1.5項改革！個別發達國家還通過美元支付結算體系、大宗商品交易的美元迴流機制來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讓依靠出口原材料賺取外匯的非洲國家深受其害。

一言以蔽之：西方貸款不僅給非洲製造了“欠發展陷阱”，還製造了“不穩定陷阱”，是名副其實、不可持續的“惡性債務”，已經成為非洲發展路上的“毒瘤”。

中國對非貸款是什麼樣的？

去年中國政府發表的《新時代的中非合作》白皮書早已講清，中國對發展中國家貸款用於建設有經濟社會效益的生產型項目和大中型基礎設施。 21世紀的頭20年間，中國幫助非洲建成的公路鐵路超過13000公里，建設了80多個大型電力設施，援建了130多個醫療設施、45個體育館、170多所學校……

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對非洲合作始終不夾帶私貨，堅持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中國對非洲的融資支持聚焦發展和民生，實現的經濟效益遠超融資規模本身，是地道的良性債務、良心融資。

國際上也有不少理性客觀的聲音。2021年，美國《大西洋月刊》刊發文章《中國的“債務陷阱”是虛構的》，援引大量證據表明，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是一些西方國家政客精心編造的謊言。原話是這麼説的：中國的債務陷阱敍事是一個謊言，而且是彌天大謊（The debt-trap narrative is just that: a lie, and a powerful one）。

前文提及的美國布勞蒂加姆團隊還深入研究了吉布提、安哥拉等國債務狀況，用詳實的數據和事實證明“中國債務陷阱論”根本站不住腳，“在超過6億人無法獲得電力的非洲大陸上，中國40%的貸款用於發電和輸電，另有30%用於改善非洲的交通基礎設施，幫助非洲實現現代化。”

不少國際權威研究機構最終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不存在任何一例中國利用債務償還困難，攫取他國資產或資源的案例。

“中國債務陷阱論”的實質是什麼？

首先，這是一種話語陷阱。王毅國務委員就説過，如果説非洲真有什麼“陷阱”，那就是“貧困陷阱”、就是“落後陷阱”，應當儘快擺脱。 一些西方國家眼巴巴看着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蒸蒸日上，眼更紅了，心更黑了，於是開動輿論機器，編織出一張張“謊言之網”。本質上，“債務陷阱論”不過是“中國威脅論”這部經典爛劇的更爛續作。

第二，這是一種霸權邏輯。 “債務陷阱論”實在太雙標，説到底還是“只許美西方放火，不許其他國家點燈”——“我的債務叫投資，你的債務叫陷阱”；更是一種以己度人的西方經驗主義遺毒——“我有殖民掠奪歷史，所以你肯定也會步我後塵”。曾經殺人放火的海盜習慣了胡作非為，玩不起也輸不起，終於把自己慣出了“玩輸了就揚沙子”的巨嬰心態。

第三，這還是一種遏華手段。 在美西方一些人“逢中必反”執念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任何行動都有“原罪”，“中國債務陷阱論”不過是欲加之罪。這套謬論看似包着一層學術外皮，實質上是又一根用來攻擊抹黑中國對外合作、壓縮中國國際合作和發展空間、遏制中國發展的大棒。

中國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事實勝於雄辯。中國如何處理好非洲債務，只要看下面兩則短消息就能明白：

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舉行，中方推出針對非洲涉華債務問題的務實舉措。中國全面落實G20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是G20成員中對非洲減緩債貢獻最大的國家。

在“彩虹之國”南非的開普敦市，中國企業和中非發展基金共同出資3.5億蘭特建設了海信南非工業園。這是過去40年來中資企業在南非投資額最大的家用電器製造工廠，為當地創造了1000多個直接就業崗位、5000多個間接就業崗位。該廠生產的產品達到發達國家標準，成功實現“南非製造”向歐洲市場進軍。 

中國對非洲兄弟的這種“局氣”可謂不勝枚舉。事實告訴我們，中非合作是互利共贏的，中國債務是可持續、友好型融資，是非洲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路上的加油站。 非洲國家遇到財政困難時，中國不會拿債務脅迫非洲、控制非洲。

還要看到，解決非洲債務問題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 市場化、商業化合作模式是破解非洲債務問題的新思路，而中國已經在南非、肯尼亞、尼日利亞等國作出積極嘗試。

常言道，來説是非者，正是是非人。“謊言帝國”的老把戲早該收場了。如果説各種涉華“陷阱論”是輿論場上的病毒，那理性就是防毒的疫苗，事實與行動則是祛毒的特效藥。面對政治病毒，我們不能選擇“躺平”，必須堅決鬥爭，而且要鬥爭到底。謠言止於智者，止於每個中國人的理性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