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 王葉湑：“去中國化”的供應鏈同盟搞不起來

美國總統拜登昨天下午抵達任內首次亞洲之行的第二站日本。除了傳統的軍事安全議題，外界普遍關注他將在訪日期間宣佈啓動的“印太經濟框架”，尤其是美方藉此針對中國組建供應鏈同盟的一系列動作。

從策略上看，美國正試圖以“東西雙線並舉”強化同盟及夥伴體系，佈局構建“去中國化”的全球供應鏈。西線主要以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為牽引。在該委員會剛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雙方公佈了在高科技供應鏈、人工智能和國際工業標準等10個領域更好地協調政策和工作的倡議。其中聚焦半導體、稀土、太陽能產業的合作，都有推動減少對中國產業鏈依賴的考慮。

東線顯然就是試圖以“印太經濟框架”為引領。這一“框架”的具體內容前後曾發生變化，但所謂“增強供應鏈韌性”一直居於核心位置，被美國視為加強在“印太”地區存在的重要抓手。

美國還將經濟安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三者掛鈎，作為增加同盟團結、強化對華競爭的重要手段。“供應鏈韌性”恰是能夠體現這一混合手法的重要領域。此次訪韓期間，拜登將美韓供應鏈安全合作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聲稱只有確保供應鏈才能避免在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依賴價值觀不同的國家，針對中國的意涵不言自明。

從“印太戰略”層面看，美國清楚地區大多數國家對捲入大國競爭保持警惕，因此一方面選擇通過“印太經濟框架”補齊“印太戰略”經濟短板，降低各國對美國在地區重軍事輕經濟的顧慮，另一方面則試圖從供應鏈這一爭議更小的領域入手，降低地區國家加入美國陣營的門檻和戒備。

推動供應鏈同盟也有源自美國國內需求的考慮。供應鏈問題是美國政府面臨的一個長期難題，拜登執政以來在國內推行了一系列加強“供應鏈韌性”的政策，包括早在2021年2月就發佈的“供應鏈行政令”。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覆、俄烏危機驟然升級也給美國脆弱的供應鏈增添重重壓力，美國國內一度出現港口運力不足、多種物資短缺的供應鏈危機。近期，美國通貨膨脹率攀升至40年以來的新高，經濟形勢依然嚴峻。除繼續支持製造業向美國國內迴流，拜登政府希望借力盟友夥伴以彌補美國自身供應不足，力求海外供應鏈的“絕對安全”。

在供應鏈方面，日韓與美合作已有基礎。美國也將日韓作為“印太”樞紐性盟友，希望將與日韓合作打造成“印太經濟框架”的樣板。其中，數字、半導體和電池製造等是美國重點關注的領域。美國之前已與日本簽訂數字貿易協定，韓國也期待在“印太經濟框架”下與美國就數字合作達成協議。為使美國受益於韓國的芯片製造能力以及日本芯片設備與材料供應能力，拜登政府不僅向日韓提議組建“芯片四方聯盟”，還將三星半導體工廠作為訪韓行程首站。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衝突持續的影響，“增強供應鏈韌性”確實也是地區國家的普遍訴求，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們全盤接受美國以“印太經濟框架”為依託而大力推廣的供應鏈同盟戰略。尤其是，這一框架根本無法滿足地區國家長期追求的關税優惠和市場準入擴大。無論拜登政府如何強調對盟友和夥伴的所謂“重視”，這一點仍折射出美國經濟政策中的保護主義底色。

更何況，地區大多數國家不希望為美國對華供應鏈脱鈎埋單，不願供應鏈問題被意識形態化和泛安全化，而是希望組建更加自主、開放、多元和包容的供應鏈體系。這既是各國自身與中國相互依賴這一經濟邏輯所決定的，也是它們不想就此被納入美國對華“大國競爭”的戰略邏輯所決定的。美國具有明顯排華目標的供應鏈重塑，只會打破地區已有的供應鏈網絡。中國是日韓以及東盟各國的重要經貿夥伴，地區國家的利益已經深嵌在既有網絡之中，沒有理由從原有合作中撤出，做出“二選一”的抉擇。

這也是為什麼“印太經濟框架”無法採取貿易協定模式，而是採取“一國一策”的菜單式參與形式，允許相關國家在所謂“公平且強韌的貿易”、“增強供應鏈韌性”、基礎設施、清潔能源和脱碳等模塊選擇其一加入。相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這種相對鬆散和自由的參與模式表現出了美國的無力，也帶來更大不確定性。

儘管“印太經濟框架”能夠因此在美國國內繞開復雜的國會批准程序，但其約束力和持久性也將大大削弱。一旦2024年未能贏得連任，“印太經濟框架”是否會跟民主黨政府一起離開白宮，也未可知。這些不確定性同樣會削弱其對地區國家的吸引力，更會影響之後的落實環節。

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也好供應鏈戰略也罷，都是以多邊之名行排他之實。當前形勢下，世界經濟已經面臨重重挑戰，亟需各方通力協作、共克時艱。但美國卻仍故意販賣對華“大國競爭”的焦慮，執意推行逆全球化潮流的所謂“倡議”，打造“脱鈎”“斷鏈”的小圈子，這既無益於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也不利於世界經濟秩序的穩定。（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者、“美歐研究項目”青年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