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亞洲貨幣大範圍貶值有何影響

亞洲主要經濟體的貨幣近期普遍走弱：日元對美元匯率“重返20年來最低水平”，韓元對美元匯率一度進入“自由落體式”貶值軌道，人民幣承受相當大的貶值壓力,印度盧比也貶值至歷史低位。

抗擊打能力本來就不強的亞洲國家貨幣之所以同步出現大幅貶值現象，原因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在當今世界極為敏感的金融傳導機制下，美聯儲為對抗美國40年來最嚴重通脹而祭出的超常規貨幣政策，對經濟依然在相當程度上依賴美國的亞洲地區產生“虹吸”效應。二是在俄烏衝突引發的全球能源危機短期內難以找到最優解、通貨膨脹壓力又不斷增大的情況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亞洲國家在政策的選擇性偏好方面，往往更傾向於以本幣貶值帶來對沖效應。三是各國在貨幣政策上出現“合成謬誤”現象，導致競爭性貶值如若無法得到有效控制，或有步入負面螺旋效應的危險。

在此關鍵時刻，經濟上早已高度聯動的亞洲國家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共同應對日益危險的本幣貶值潮。事實上，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日元快速下跌對經濟帶來的衝擊，韓國也已意識到韓元下跌對出口拉動作用有限，印度央行也不會放任盧比持續貶值，因為該國高達80%的原油需從海外進口，本幣持續貶值勢必造成印度國內通脹壓力進一步上行，加劇貿易不平衡。而對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中國而言，由於與美國之間存在着事實上的貨幣政策週期錯位，短期內人民幣仍將面臨一定程度的壓力。但隨着國內本輪疫情控制拐點的出現，復工復產復市將會逐步啓動並加速推進，匯率市場也將在經濟向好的預期下逐漸趨穩。

從區域經貿合作和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亞太地區國家之間雙邊或多邊貿易的密集度與規模，早已躋身世界主要貿易圈前列。市場直覺高度敏鋭的各國政策制定者與貿易商，深知貨幣競相貶值長期而言無異於飲鴆止渴。而本地區早已有之的自由貿易協定或正在推進的投資貿易便利化舉措，正在推進亞洲國家步入繁榮共生的發展軌道。

而在金融合作與穩定方面，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亞洲各國明顯加快了金融合作步伐，例如2000年，東盟、中日韓13國財政部長聯合簽署“清邁倡議”（CMI）；2010年，東盟、中日韓等13國決定將“清邁倡議”進一步多邊化，“清邁倡議多邊機制”（CMIM）由此正式建立；2011年，“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成立。2016年，AMRO正式成為國際金融組織，行使區域經濟監控職能，與CMIM一道成為亞洲區域最重要的金融合作機制。以上所有這些，均表明亞洲主要經濟體在聯合自強與促進區域金融穩定方面的一致行動顯著加強。

當然，在當今世界三大主要經濟圈中，亞洲是唯一還沒有真正形成經濟高度一體化機制的地區。而作為現有機制化金融霸權核心力量的個別域外國家，顯然並不樂見中日韓之間以及中日韓與東南亞、南亞加強經濟金融合作、尤其是經濟一體化的趨勢變遷。這就需要亞洲主要經濟體在關鍵時刻拿出歷史擔當，在攜手推進經濟貿易一體化進程中加強雙邊與多邊金融合作，進而在找到有效利益分享機制的基礎上，塑造亞洲在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構建中的關鍵角色，承擔與本地區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義務。（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