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向榮：認知偏差如何影響韓國外交

作為一個長期把韓國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學者，近幾年明顯感覺到韓國的存在感快速提升，中國政府部門、企業、媒體和社會各界對韓國的關注度和重視程度明顯提高。

客觀來講，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80年代實現民主轉型，1996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邁過發達國家的門檻，到2021年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被認定為發達工業國家，韓國從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中脱穎而出，躋身發達國家行列，這樣的成功案例在世界上是非常稀缺的。現在，韓國已經是世界第十大經濟體，是世界第五大貨物貿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3.5萬美元，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3.5歲，韓流文化在全球盛行……韓國已經成為成色夠足的發達國家。韓國的確有理由體現出較強的民族自豪感。

早在2015年，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就指出，世界上人口超過5000萬、人均國民收入超過3萬美元的國家組成“5030俱樂部”，僅有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6個國家，韓國有望成為該俱樂部的第七個成員。在朴槿惠被彈劾下台的2017年，韓國實現這一目標。繼任的文在寅政府，積極回應美國提出的七國集團（G7）擴員倡議，欣然作為嘉賓受邀赴英國出席G7領導人峯會。在2022年3月的韓國總統大選中，朝野兩位主要候選人都提出雄心勃勃的目標：李在明提出要將韓國打造成全球第五經濟大國；尹錫悦是稱建設“全球樞紐國家”。顯然，儘管執政理念有差異，但韓國政治家的大國追求是完全一致的。5月10日，韓國新總統尹錫悦在就職典禮上向韓國國民和“世界市民”闡述了自己的執政構想。他的視野不是韓國國內或朝鮮半島，而是放眼世界；主題不是聚焦國內統合和社會公正，而是自由、民主和人權。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尹錫悦強調韓國要“樹立全球領導國家的姿態”，“要在維護和擴大世界公民的自由與人權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而且認為“現在國際社會也肯定期待着韓國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何來認識當今的韓國？國際政治心理學有幾個重要概念，有助於我們來觀察和分析韓國近期的一些變化。

*一是“虛假獨特性”認知偏差，即為了建立自信，人們通常會對自身做出高於客觀實際的評價，而對他人做出低於客觀實際的評價。*目前來看，儘管外界充分肯定韓國的發展成就，但是韓國對自身的評價仍然可能已經高於客觀實際。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並不是某幾個經濟社會指標比較高就能發揮相應作用，即便能，也有一定的滯後性。美國的主要經濟指標在19世紀末就居世界第一，但真正扮演領導者角色還是在約50年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可忽視的是，韓國仍然是世界上極為罕見的不掌握本國軍隊指揮權的國家，韓國的國家安全還主要仰賴美國的保護，很多韓國人還擺脱不了對美國的心理依賴。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在依賴他國保護的情況下被認定為大國。美國比較通曉門道，積極回應韓國的大國期待，口頭上給予韓國“大國地位”，輕而易舉地使韓國感覺很受用，以此來實現本國外交目標。中國儘管也強調韓國是重要夥伴，但是並未能達到韓國的預期。中國需要意識到，如果對韓國的認知和評價可能符合客觀實際但低於韓國預期的話，仍會給韓國造成被輕視的感覺，也很難與韓國打交道，進而影響雙邊關係。

*第二個重要概念是羣體內-羣體外偏差。*人們過高評價自己、過低評價他人的傾向，會從個人延伸和拓展到羣體或國家。從建立自信的需要出發，人們會對自己所屬羣體給予高於客觀實際的評價，而對不屬於本羣體的成員進行較低的評價甚至是排斥。這種偏差，會影響到一個國家對外關係政策的傾向，即物以類聚、國以羣分。尹錫悦總統在就職演説中35次提到“自由”，要在維護和擴大世界公民的自由與人權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突出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重要性，隻字不提美國，卻是對美國拜登政府“價值觀外交”做出了最積極的回應。羣體內-羣體外偏差在建立認同方面有一定的意義。但是，簡單的我與非我、民主與威權的分立，會陷入非黑即白的兩分法，嚴重影響對外交往。

*第三個重要概念是認知相符。*人們對一個事物的認知存在原有的認知或刻板印象，當接收到新的信息時，會有保持自己原有認識的趨向，下意識地將新的信息與原有認識相一致。韓國有人認為中國小視韓國，這些人傾向於對中韓外交中的拍肩、宴請少、未回訪等正常禮儀解讀為外交失禮。有人還會認為，只有加強韓美同盟中國才會更重視韓國。

對韓國而言，找準自己的定位很重要。他國也需要對韓國有個較為客觀的認知。上述認知偏差，是人們自然的普遍心理傾向。明智的做法是知曉這些偏差，對認識做出適當的修正，使其更符合客觀實際，而不是被偏差駕馭。（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韓關係未來發展委員會中方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