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合平：假的“債務陷阱”，真的“四大陷阱”

近期，斯里蘭卡、贊比亞、老撾等發展中國家遭受債務危機。一些國家似乎又抓到了詆譭“一帶一路”和全球發展倡議、抹黑中國援助的把柄，再次企圖把“債務陷阱”的黑鍋扣到中國頭上。

中國沒有製造“債務陷阱”。權威研究機構的實證分析顯示，隨着“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相關國家對中國債務佔其GDP 的平均值僅為 1.8%，遠低於60%的國際警戒水平。“一帶一路”合作實施前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中國的債務負擔率超過 25%。多個國家在大多數年份對中國的債務負擔率都不足1%。

以斯里蘭卡為例，該國對華債務只佔其國家外債的12%，且近2/3都是優惠貸款。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指出，斯里蘭卡外債存量中大部分來自國際資本市場（47%），其次是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2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在面臨債務風險的17個最不發達國家中，一些國家的多數債務持有人是非中國借貸方。

有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發展邏輯是在發展過程中消化債務，從而實現螺旋式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普遍發展勞動力和資源密集型經濟，這同中國啓動改革開放時的情況類似，當時中國發展的最大瓶頸就是基礎設施落後，好比“守着聚寶盆要飯”。而基礎設施建設往往需要大量投資，短期效益不明顯，且債務增長快，但如果長期經濟、民生效益穩定，不僅能還債，還可以創造更多資源來進行下一輪發展，從而實現內生增長的良性循環。有研究機構指出，中方建設的科倫坡港國際集裝箱碼頭僅使用該港17%的勞動力，就承擔了其38%的集裝箱流量，在開港首年就實現盈利，平均每年為本地財政貢獻4億美元。世界銀行指出，“一帶一路”合作從長遠來看會使大多數國家負債率降低，將使760萬人擺脱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脱中度貧困。這就是中國發展的邏輯，也是中國援助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的邏輯。

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幫扶，是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正確義利觀，追求以義為先、義利兼顧、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價值理念，尊重發展中國家自身意願和發展模式，培育契合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和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內生增長動力。通過“一帶一路”合作，東部非洲有了第一條高速公路，馬爾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橋，白俄羅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轎車製造業，哈薩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在肯尼亞被稱為“世紀工程”的蒙內鐵路，累計為當地創造將近7萬個工作崗位，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在烏茲別克斯坦，中國工人和當地人民一道，用900天時間建成19公里長的隧道，使偏遠地區居民僅用900秒就可以坐火車穿越崇山峻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在受援國堅守崗位，保障項目安全運行，為各國復工復產提供有力支持。

中方特別重視項目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早在2017年就與26個“一帶一路”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2019年，中國發布《“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立足債務國的負債情況和償還能力，堅持平等協商、依法依規、公開透明，加大對項目經濟、社會、民生效益的監督評估，引導主權債流向高效領域，確保項目的長遠收益。同時，中國還積極主動為債務國“減負”。世界銀行研究指出，2008-2021年中國對低收入國家債務進行了71次重組。2020年，中國積極響應G20緩債倡議，緩債額超過13億美元，佔G20緩債總額近30%，是G20中貢獻最大的國家。

既然所謂中國“債務陷阱”是假陷阱，那麼它背後又有哪些真陷阱呢？

一是“發展陷阱”。債務問題的根源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成因複雜，既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因素，也有部分國家保護主義抬頭、地緣博弈等外部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高主權信用風險國家經濟結構不合理，抗外部衝擊能力弱，大部分債務未轉化為發展動力，甚至寅吃卯糧，借新還舊，惡性循環，進一步反噬經濟基礎和政治社會穩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兩年多，更使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雪上加霜。而西方發達國家罔顧發展階段、社會歷史等差異，把“華盛頓共識”生搬硬套在發展中國家身上，造成“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問題，製造了更多難償債。發達國家援助的人工、“民主”評估等成本巨大，最終造福受援國民眾的真金白銀平均不到總援助額的45%，是名副其實的“口惠而實不至”。

二是“霸權陷阱”。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始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每次危機背後都有美西方擴張性貨幣政策、缺乏監管的借貸金融創新、金融巨鱷惡意做空的推手。目前“一帶一路”國家85%的外債來自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這些國家正用“一帶一路”合作帶來的收益償還發達國家的“原罪”。擁有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美元及其利率變化是全球債務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前，俄烏衝突、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加劇美歐通脹，美持續推升加息預期和美元升值，加速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和資金外逃，加重其融資成本和償債負擔。美為實現霸權目的，濫用單邊制裁、“長臂管轄”，殃及發展中國家主權資產安全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進一步惡化其償債能力。美西方跨國資本則藉此抄底“割韭菜”，攫取債務國家戰略資產，掌控命脈企業，甚至干涉內政、顛覆政權。美西方不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損人利己的債務政策和將經濟金融“武器化”是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困境的主要原因。

三是“體系陷阱”。“一帶一路”合作之前，發展中國家基本只能從發達國家控制的世行、亞行等金融機構獲取發展融資，債務由巴黎俱樂部、IMF處理。而亞行行長是日本人，世行行長是美國人，美國擁有IMF否決權，巴黎俱樂部由全球最富裕的國家組成，專門為負債國和債權國提供債務安排。美國榮鼎諮詢、牛津中非諮詢、德國基爾大學等機構的研究表明，與中國相反，巴黎俱樂部成員國幾乎從不進行債務重組。同時，上述多邊融資機構的貸款條件存在漏洞。世行設置債務可持續框架，如發展中國家債務與GDP的比例超過警戒線，即停止借貸。但這個框架將用於消除增長瓶頸、培育內生動力的債務同單純用於消費、維持政府運轉的債務混為一談，不考慮良性債務轉化資產的可能性，擠壓了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空間。布基納法索財政部長抱怨説，IMF提出一年內完成的各項制度改革近500項，平均每天要完成1.5項。在這樣的國際經濟體系下，發展中國家的命運完全受制於發達國家。

四是“話語陷阱”。“債務陷阱”幾乎與“一帶一路”同步出現，是美西方以所謂經濟“理論”為偽裝，以破壞“一帶一路”合作、分化阻滯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鞏固霸權主導地位為目的的輿論工具。美歐近來接連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門户”“印太經濟框架”等倡議，無一不把“一帶一路”的所謂“債務問題”當“靶子”，誣稱“一帶一路”為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構築地緣政治陣營的工具，拉攏、脅迫發展中國家選邊站隊。但美西方始終難以解釋的是“債務陷阱論”骨子裏的“雙標”：為什麼西方的資金就是“餡餅”，而中國的援助支持就是“陷阱”？為什麼向澳大利亞、加拿大出租港口99年是正常的商業行為，漢班託塔港向中國出租99年就是軍事設施前置？

事實勝於雄辯，烈火難銷真金。歷經近十年，“一帶一路”合作從獨闢蹊徑到越走越寬，“債務陷阱論”從甚囂塵上到泥足深陷。哪個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朝氣勃勃，哪個逆時代潮流而動暮氣沉沉；哪個為大多數人造福，哪個為少數人牟利，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心如明鏡。甚至連美西方的有識之士也慢慢意識到當初的這個“發明”似有自打自臉、賊喊捉賊之嫌。美西方新的政治工具想必已經在路上，但中國完全不擔心。中國始終專注做好自己的事，做好惠及全球人民的事，做好“一帶一路”合作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的落實工作，畢竟公道自在人心，歷史定有公論。（作者是國際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