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在中亞推“價值觀外交”是傷口撒鹽

23日至27日，美國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唐納德·盧率團訪問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四個中亞國家。這是繼上個月美國副國務卿烏茲拉·澤雅訪問哈、吉兩國以來，拜登政府推進中亞外交議程的又一重要舉動。與此前不同，美方這次出訪除了討論經濟與安全合作，還特別提出要強化“共同價值觀”，大有把中亞作為拜登政府操弄“價值觀外交”的新方向之勢。但顯然，這種脱離中亞國家政治現實和戰略取向的臆想註定將會失敗。

首先，美國與中亞國家缺乏“共同價值”的認同根基。在俄烏衝突背景下，美國試圖強化所謂“民主—專制”的意識形態對立敍事，將盟友或夥伴團結在“共同價值觀”的集體認同之下，打造各類“小圈子”以實現對所謂戰略競爭對手的圍堵與遏制。在歐洲地區，“堅守共同價值觀”成為消解跨大西洋關係中一度出現的戰略疏離、利益偏離和認同弱化的利器，北約不但藉機“起死回生”，還出現進一步北擴和“入亞”的衝動。在亞太地區，無論近期的美國東盟特別峯會還是拜登訪問韓日和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都表明，美國正着力構建基於“共同價值觀”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

然而，美國與中亞國家既缺乏美歐之間的歷史文化紐帶和安全同盟意識，也不具備美國與亞太國家緊密的經貿基礎與發展議程。地處歐亞大陸中心位置的中亞國傢俱有獨特的身份認同和對外認知框架，這導致雙方難以界定何為真正的“共同價值”。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去年底邀請110個國家和地區參加所謂“全球民主峯會”，卻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排除在外。這也説明，美國從未將中亞國家視為所謂“民主陣營”的一分子，美代表團此訪所提的強化“共同價值觀”猶如空中樓閣。

其次，中亞國家對“美式價值觀”的輸入存在負面記憶。中亞國家獨立以來，美國對該地區的戰略曾經歷三輪調整，包括以消化和鞏固冷戰勝利成果為目標的“過渡階段”，以反恐和安全為由加強滲透的“擴張階段”以及強化“中亞—南亞”地緣板塊聯動的“調整階段”。在此期間，美國曆屆政府從未放棄對中亞進行“美式民主”的價值觀輸出和改造，這也成為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爆發“顏色革命”和政治動盪的外部根源。

在哈薩克斯坦“一月風波”之後，雖然中亞國家意識到現代化改革的必要性，但也更為強調防止外部勢力以各種理由干涉內政，強調民主化與國家穩定可控之間的平衡。時至今日，中亞各國仍在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社情和政治傳統的現代化轉型之路，對於簡單複製“美式自由、民主和人權”造成的亂象心有餘悸，這種負面記憶將導致美國與中亞國家的“共同價值觀”對話難以產生實質效果。

最後，“價值觀外交”不符合中亞國家的基本戰略取向。地緣區隔、文化差異和較為成熟的現有地區合作架構，是美國此前中亞戰略未能取得實質性效果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出台名為《美國中亞戰略（2019-2025）：促進主權和經濟繁榮》的所謂新中亞戰略。與以往主要通過經濟援助進行價值觀輸出的方式不同，新版戰略強調維護中亞國家面對其他所謂“惡意行為體”（malign actors）時的政策獨立性，聲稱要避免該地區對其他力量形成依賴，確保各國“自由地”與美國發展政治、經濟和安全夥伴關係。另外，還強化“中亞五國+美國”（C5+1）對話平台，試圖對沖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等現有地區機制的影響力。深究其動機不難發現，美國試圖扭轉所謂“安全靠俄羅斯、經濟靠中國”的地區合作態勢，為中亞國家提供所謂“第三條道路”。

美國國內有人認為，中亞國家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選擇保持“謹慎沉默”，美哈之間高層互訪和擬提升雙邊戰略伙伴關係的表態，可被理解為向西方靠近的信號。這也很可能是美國打算在中亞重拾“價值觀外交”的一個重要動力來源。但需要看到，中亞國家自獨立以來一直堅持“多元平衡”的對外戰略取向，對外經濟、安全與發展合作並不依附於特定國家，更不受制於意識形態或價值觀束縛，而是基於真誠互信、平等互利等基本原則。因此，以美式標準的“價值觀外交”對中亞國家進行説教利誘，甚至試圖打造中亞版“志同道合”的小圈子並使其服務於美國的大國戰略競爭目標，那無異於天方夜譚。（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