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培松：炒作中國威脅為何沒幫上莫里森

澳大利亞反對黨工黨日前在大選中贏得勝利，一些媒體在評論這場選舉時稱頻頻炒作“中國安全威脅”令澳執政聯盟流失了選票。在過去的選舉中，澳一些政客以能夠應對外部威脅和反對黨在國家安全方面缺乏經驗為“選舉彈藥”取得了勝利，但這一次失靈了。

結合剛剛過去的歐洲國家幾場大選，澳大利亞本次大選的結果表明，在對“安全威脅”客觀性的判斷上，大多數選民和政府之間是存在區別的。如今的公眾不再是不瞭解國際事務且不知自己最大利益之所在的人，他們能夠獲得真實的資訊，為推動國內議程而拔高外部威脅的那些説辭，已經不太容易打動他們了。

近40多年來，東亞相對太平無事，這種和平局面以前還從未經歷過。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最值得關注的是東亞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為了世界發展最快的地區。亞洲經濟體彼此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商品、服務、投資及人員從一國到另一國的流動穩定地進行着。經濟融合也推動了一些區域性機構及合作機制的發展，如亞太經合組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及東亞峯會等。安全問題本不是本區域的主要問題。

為遏制中國崛起並共同採取行動，西方需要把中國形象置於一個負面的位置。為適應這一需求，莫里森政府讓對中國的“安全擔憂”主導了雙邊關係。澳國內的安全評論持續地被所謂來自中國政府的“外國干涉”所佔據。在被毒化的輿論環境中，澳國家政策首先要服從安全部門的意見，經濟和外交部門被擠到了次席。

此前，莫里森政府率先做出了禁止華為參與其5G網絡建設的決定；支持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的陰謀論；取消了維多利亞州與中方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抹黑批評新疆的人權，譴責壓制香港自由以及對中國企業設置投資壁壘。這些轉變並不反映澳大利亞真實的政治和社會動態，而是為配合美國遏制中國而進行的執政操作。時間一久，公眾自然感到輿論中誇張的“外部威脅”，存在着背離國內主題和幼兒化選民的嫌疑。

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前不久在文章中寫道，“中國不是過去的蘇聯，它並沒有攻擊別國或強行將它們納入一個大的聯盟，也沒有輸出某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意識形態。除了在南中國海有一些動作外，它總體上安分守己”。這樣的認識，在澳國內的安全討論中已漸漸被公眾所接受。

澳大利亞等國的選舉結果還表明，雖然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每個國家都必須儘可能地為自己提供最佳的安全保障，但公眾對戰略規劃人員設定威脅的目的性並不放心。執政當局中那些以戰略規劃為職業的人，如果平時不把一個敵人的形象塑造出來，並展示他們和這個敵人所做的鬥爭，其職業生涯可能就會失去意義。所以，公眾內心對政治人物口中的“安全威脅”一定是打個問號的。

莫里森政府的部分政客不斷地發表一些言論渲染“中國威脅”，為公眾提示國家危機四伏的脆弱感，似乎主權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在當下西方的選舉政治中，一種正面的未來願景，已經不能夠為社會共識提供聚焦點。所以求助於恐懼政治，認為恫嚇選民不但是一種合理的政治方式，而且還擁有支持社會團結和道德復興的重大潛力。

然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中澳之間中斷了一切高層外交聯繫。若沒有高級別的政治對話，不僅無法管控利益分歧，雙邊所有重大問題的解決也只能往後拖。這會喪失以互利方式參與廣泛問題的機會：如新能源和數字技術、氣候行動、區域互聯互通，以及在RCEP框架內，塑造一個新的更好的區域經濟秩序。澳民眾在大選中對政客的炒作做出了正確的回答。這也説明，被認為對普遍意義上的政治所知甚少的普通選民，反而能夠在不確定的時候把握住問題的重要性。

此外，為應對“安全威脅”給公眾帶來的經濟感受也是左右選情的重要因素。讓中澳之間規模龐大的經濟關係讓位於安全顧慮的做法，不僅給澳大利亞帶來了經濟損失，也導致了澳大利亞在地區的地位急劇下滑。

同是美國重要盟邦的菲律賓等國，在大選中並沒有出現高調應對中國威脅的安全議題。莫里森等人並不瞭解本國民眾的真實關切，以及東亞相關各國的想法。從這個角度來看，莫里森及其黨派聯盟失敗是必然的。（作者是江蘇省連雲港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