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錚：從得州槍擊案看美國社會之危險

美國得克薩斯州24日發生的小學槍擊案，造成至少21人遇難，其中包括19名兒童。這是近十年來美國國內針對兒童的最嚴重的槍擊案，僅次於2012年發生的康涅狄格州槍擊案。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講話，稱此次事件是一場“屠殺”，要求美國各界採取行動。10年前，時任副總統的拜登在康涅狄格州槍擊案後成立了一個打擊槍支暴力的特別工作組，但其所推動的立法建議被國會阻礙，迄今未有任何進展。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美國國內社會治安每況愈下，惡性槍擊案頻發。這些案件中既有針對少數族裔的極端種族暴力；又有針對普通市民的“無緣由突襲”；如今，無辜的兒童再次成為受害者。據統計，2021年美國死傷4人以上的惡性槍支暴力事件共發生693起，創下有統計以來的新高。2020年，槍支暴力成為美國兒童和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

每起槍擊案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槍擊案如此頻繁發生，必定與美國國內的政治、社會環境有關。其中，以下四個因素或釀成了如今越來越危險的美國。

其一，槍支利益集團在美國持續坐大，與保守政客形成攻守同盟。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以槍支製造商、槍支文化傳播者、持槍權堅定支持者“三位一體”的槍支利益集團，影響力遍及全美各個領域。處於該利益集團核心的美國全國步槍協會擁有近500萬成員，每年經費超過4億美元，是美國內規模最大、出手最闊綽的遊説團體。共和黨保守派在美國內各級立法機構、政府監管部門和政治新生代的成員均成為其俘獲對象。一些共和黨政客不僅為該利益集團的訴求和宣傳背書，更公開成為槍支文化的推廣者，鼓動支持者與其一起捍衞“神聖的持槍權”。這使得槍支文化在美國國內持續壯大，控槍面臨頑固的社會阻力。

其二，美國兩黨政治高度極化、對立，槍支議題成為“被有意忽視的硬骨頭”。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控槍問題成為兩黨爭議的焦點議題之一。民主黨通常在重大槍擊案發生後推動控槍法案，但共和黨又會在掌權後“廢舊立新”，讓管控措施再次失效。2010年以來，隨着政治極化加劇，兩黨在控槍問題上愈發難以妥協。在極端支持“持槍”的“茶黨”裹挾下，控槍立法已經成為政治毒藥，不僅推進立法本身可能是浪費時間，也在快速毒化兩黨其他領域的合作氛圍。在此背景下，兩黨均有意迴避在控槍議題上的立法交鋒，將這一事關民眾安危的重要議題政治化。此次槍擊案後，民主黨再次將矛頭指向共和黨內的“持槍派”，要求後者為國會立法停滯負責；共和黨則將話題轉向“壞人而非槍支應該負責”。兩黨各説各話的現狀使得控槍立法無法得到嚴肅討論。

其三，美國地方政府和公共機構迷信“技術解決方案”。在美國現行制度下，地方政府、執法機構和各類公共機構是應對槍擊案的主責部門。這些地方政府和機構也受到控槍問題政治化的影響，有意避免在應對措施中體現其政治立場。在此影響下，地方政府和機構普遍採用強化“技術解決方案”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例如加強公共教育、制定相關預案、增加校園安保等。但這些方案既不能從源頭上降低風險，在危機來臨時又顯得軟弱無力。此次槍擊案中，槍手身穿防彈衣，在與安保交火後仍進入校園實施殺戮行動。在此類極端暴力行為中，“技術解決方案”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強化了人們對此的麻痹大意。

其四，新冠肺炎疫情和民粹主義衝擊美國法制和社會秩序，鼓動“極端行為”。美國槍支暴力行為有周期性爆發的慣例。20世紀60年代和90年代均先後發生持續多年的槍擊浪潮，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和民粹主義MAGA運動（以特朗普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命名的政治運動）是此輪槍擊浪潮的重要歷史因素。疫情打破了美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帶來了諸多臨時性、非常規的政策和措施，讓美國民眾的心態空前敏感脆弱，更容易滋生負面和極端情緒。MAGA運動帶有鮮明的“反建制”“反管制”特色，鼓動民眾“質疑科學權威”，“為達成目標無視法律和秩序”，在美國社會中埋下了動盪的種子，2021年發生的國會山騷亂只是這一運動危險性的一次表現。在近期進行的美國中期選舉初選中，不少MAGA支持者在競選廣告中公開持槍、射擊，煽動民眾“用槍解決問題”。

在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當前的美國正變得越來越危險。對於槍擊案受害者家庭來説，這是一生都無法撫平的悲傷，但對於高高在上的美國政治精英來説，他們又能記住多久呢？（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