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嶺：認清“新冷戰”陷阱，亞太才有未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對華政策演講時稱，美國決心避免與中國發生“新冷戰”。然而，美國近期在亞太的種種行動，卻讓人對布林肯的這一表態產生懷疑。

美國-東盟領導人峯會剛結束，美國總統拜登便又開始了任內首次亞洲之行。從訪問韓國、日本，到宣佈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談判，再到舉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第二次線下峯會，美國政府在落實“印太戰略”上可謂“拉開了架勢，擺足了陣仗”。將拜登此次亞洲之行相關成果文件與布林肯的對華政策講話結合起來看，華盛頓隱藏着三大戰略意圖。

首先，夯實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盟友體系，增強美國對地區事務的控制力。

拜登借韓國政權更替、對外關係調整之機，將亞洲首訪地點選在了韓國，強化美韓同盟、誘拉韓國“大國平衡”外交轉向的意味濃厚。在日本，拜登表態支持日本入常、重申對日的安保承諾，意在進一步強化兩國的戰略捆綁。美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進一步強調了美日韓三邊合作的戰略意義，同時也將美英澳“奧庫斯”同盟、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等納入到聲明當中；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峯會的聯合聲明當中安全合作的內容大幅增加，表明“四邊機制”朝着實體化方向持續邁進。這些凸顯美國將各種“小多邊”連“線”成“面”的動機，意圖打造一個以美國為軸心的“軸輻”式的盟友體系，控制盟友、掌控全局的“引線”牢牢掌握在美國手裏。

其次，試圖通過台灣問題將俄烏衝突的戰略壓力引向中國。

俄烏衝突仍處在白熱化階段，也是當前西方世界面臨的最緊迫安全問題，但拜登政府出台的新版《國防戰略》等文件，還是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5月以來的一系列“亞太外交秀”表明：對華戰略競爭依然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主軸”，美國不會因為俄烏衝突而放慢實施“印太戰略”的步伐、放鬆對中國的遏制打壓，亞太仍然是美國的頭號地緣戰略關注點。

無論是在韓國、日本，還是在“四邊機制”的會談中，美國都將“防止俄烏衝突在印太地區上演”作為戰略磋商的重點，把台灣問題擺在突出的位置，希望借題發揮施壓中國、惡化中國國際輿論環境，企圖利用俄烏衝突整合盟友體系，調轉槍口針對中國，其戰略動機可見一斑。

再次，壟斷關鍵技術優勢，操控產業鏈，用“印太經濟框架”將“小院高牆”延伸至地區層面。

拜登訪問韓國展示出構建先進芯片等供應鏈同盟、壟斷和操控地區數字經濟產業鏈的強烈意願；在日本宣佈正式啓動“印太經濟框架”談判，既為美國的“印太戰略”補充了經濟內容，也釋放出美國重構自身主導的亞太地區貿易秩序的戰略動向。拜登政府利用“小院高牆”對中國實施科技封鎖的用心已是路人皆知，其在全球層面也在不遺餘力地構建供應鏈同盟，此次通過收緊同盟體系、推出“印太經濟框架”，美國希望通過加速構築亞太地區層面上的供應鏈同盟，引導相關產業鏈就近遷移至中國之外的亞太其他國家，控制數字經濟時代地區科技與貿易的主導權。

美國的一系列做法，事實上為亞太地區挖下了“新冷戰”陷阱。在明確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的大戰略背景下，華盛頓一系列政策都是圍繞着大國競爭的主軸展開。美國的霸權動機，自然驅動着強迫地區國家“選邊站隊”的戰略訴求，給亞太地區的合作製造新的裂痕。

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本就是“冷戰遺產”，而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一系列亞太地區安全問題本就是導致大國對抗重演的導火索，通過製造“中國威脅”強化這一同盟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可能重新激活這一“冷戰工具”，另一方面或將使亞太地區自然陷入陣營化對抗的境地。藉助俄烏衝突，美國已經實現了將歐洲重新戰略捆綁的需要。為了進一步收緊對俄羅斯制裁的“繩索”，華盛頓正着力將俄烏衝突造成的陣營化對抗引向亞太，這對亞太地區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名為促進地區自由開放，實際上卻是強拉盟友搞科技壟斷，在亞洲構築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封閉排他的經濟平行體系。

人們常説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然而，一個美國精心設置的“新冷戰”陷阱正將亞太帶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若墜入這一陷阱，21世紀以來亞洲長期的繁榮與穩定將不復存在，亞太地區將成為大國對抗的前沿和主戰場。如何跳出這一陷阱，防止“亞洲世紀”成為“亞洲悲劇”？亞太地區國家和人民既需要超越冷戰思維的新型安全觀念，也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安全實踐——這是我們面臨的共同考驗。（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