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昊宇：日本“歷史修正主義”顯露多重危險

俄烏衝突以來，日本追隨美歐對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在其國內一邊倒的“反俄”輿論中，右翼保守勢力蠢蠢欲動，試圖抓住國際輿論對俄不利之機，借題發揮，混淆視聽，為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翻案正名。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此前在黨內集會上宣稱，二戰中蘇方單方面撕毀《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即《日蘇中立條約》），向日本發起侵略。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曾稱，日本絕不能忘記蘇聯侵略日本的歷史。這種日本遭到“侵略”的論調令人驚愕，但在日本國內似乎並未引發相應關注。事實上，1945年4月5日，蘇聯向日方宣佈：鑑於日本幫助德國進行反蘇戰爭，並同蘇聯的盟國美英交戰，中立條約已失去意義，提前一年廢除。8月8日，蘇聯正式對日宣戰，蘇軍對日本關東軍發起強大攻勢，給負隅頑抗的日本軍國主義迎頭痛擊，加速日本戰敗進程，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早有定論的今天，日本一些政治勢力謀求利用俄烏衝突為侵略歷史翻案“洗白”的做法，無疑令人不齒。日本在對俄態度上折射出的錯誤歷史觀，其影響絕不限於日本同二戰受害國的關係，也事關日本國家發展走向和地區和平穩定。聯繫到當前自民黨政權推動軍事安全政策調整的一系列動向，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正顯露出多重危險性。

第一，“受害情結”驅動下的國家意識“泛安全化”。戰後長期以來，從廣島、長崎遭受核爆，到東京大空襲，日本國內對二戰歷史反思多聚焦自身作為“受害者”的部分，避而不談歷史真相的另一面——日本作為“加害者”到底做了什麼？亞洲鄰國在日本侵略下經歷了怎樣的苦難？這種偏狹的歷史觀造就日本社會濃重的“被害意識”。近年來，隨着中國發展和朝鮮問題，日本一些人擔心亞洲鄰國對其“復仇”，“被害妄想”愈演愈烈。隨着日俄關係惡化，日本一些政客又開始炒作日本面臨“中朝俄三面威脅”，並臆想出種種聳人聽聞的“對日軍事攻擊”版本。在此背景下，日本在《防衞白皮書》《外交藍皮書》等政策文件中大肆渲染“外部安全環境嚴峻”，甚至連對外經濟合作也被賦予“安全”意涵，使內外政策日益呈現“泛安全化”的偏執取向。

第二，保守政治主導下的對外政策民粹化。日本錯誤歷史觀的根源之一在於戰後改造不徹底，出於冷戰需要，華盛頓將日本打造為反共防波堤，未徹底清算軍國主義勢力殘餘，還大力扶植與軍國主義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保守勢力上台執政。回顧戰後日本政治史，“55年體制”下尚有社會黨與自民黨分庭抗禮，牽制保守勢力的歷史修正主義躁動。冷戰後隨着內外形勢變遷，左翼勢力日漸衰微，日本政壇呈現自民黨一黨獨大、保守勢力主導的格局。而美國出於對日借重利用的需要，也對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態度曖昧。缺乏內外約束的錯誤歷史觀大行其道，造成日本自民黨從小泉時代就開始向民粹政黨轉變，過去主要動力是“反中厭韓”，現在則演變為“遏華反俄抗朝”，這也成為自民黨的主要權力來源之一。

第三，僵化戰略思維浸淫下的社會思潮極化。俄烏衝突以來，日本自民黨政權將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視為加快推動修憲強軍的“國家正常化”進程的機遇。在精英集團的政治操弄和輿論操控下，日本國內主張“強軍備戰”的民粹主張日盛，和平主義和反戰思潮式微，政壇、媒體和學界失去了理性多元的政策思辨，日本對外戰略思維愈發僵化和極端。

以對華戰略為例，近年日本炮製出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的説辭，大肆渲染“中國威脅”，積極扮演美國遏華“馬前卒”，熱衷在地區搞圍堵中國的陣營對抗。事實上中日不僅締結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現實中兩國經濟相互依存，深入融入地區產業鏈。對此日本社會缺乏理性認知，圍繞“中國威脅”的真偽也不見任何政策討論辨析，日本精英階層陷於冷戰思維難以自拔，讓人擔憂日本的發展走向。近代以來，日本曾幾度孤注一擲豪賭國運，既有變革崛起的成功經驗，也有災難深重的慘痛教訓。日本當政者需認清，賭運從來不會長久，通過渲染製造外部危機服務特定的政治目的，並不能推動日本重新強大，也難以帶來絕對安全，最終只會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