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後俄烏衝突的國際體系將走向何方

引發國際社會強烈關注的俄烏衝突已經持續超過100天了。這已不單單是俄烏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背後還涉及關於國際體系的重大分歧、矛盾和衝突。從俄羅斯方面講，它發起對烏特別軍事行動，主要目標之一是要終結美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俄外長拉夫羅夫講得很清楚，這是為了結束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推動一個平等國際社會的出現。美國和西方對俄烏衝突的反應也是前所未有的。美西方的制裁不僅是對俄羅斯在俄烏衝突中的一種壓制，更是着眼於切斷西方同俄羅斯的貿易、金融、技術和能源等方面聯繫，重構全球經貿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所以俄羅斯也好，美國也罷，它們在這場衝突中的目標都是體系性的。

對後冷戰體系的三次衝擊

1998年俄羅斯被邀請加入西方七國集團而成為八國集團的一員和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標誌着冷戰後的國際體系基本形成。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兩個主要對手俄羅斯和中國都被納入這個體系。可以説，美國在讓中俄加入這個體系的時候，它是超越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的，因為當時美國着眼於打造一個包容性、全球性的體系。但接下來的20年，該體系受到三次大沖擊。

第一次是伊拉克戰爭。美國繞過聯合國發動這場戰爭，顯然挑戰了聯合國在國際安全中的主導地位，以及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一系列重要準則。它不僅衝擊了聯合國體系，其實也衝擊了美國的盟友體系，因為當時美國的一些核心盟友如法國、德國都堅決反對伊拉克戰爭。儘管有此衝擊，國際體系也只是受到損害，沒有破裂。為何沒有破裂？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在當時情況下，美國的力量優勢太強，國際社會對美國作出的反應是有限的。儘管很多國家不滿，但它們不敢也沒有能力對美國進行反擊。這就是霸權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不健康的一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付出重大代價，隨後進行了自我調整，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向着多邊主義有所回調。

第二次是特朗普執政。特朗普執政對國際體系的衝擊，一個表現是單邊主義、“退羣”，對很多國際機制與規則造成嚴重傷害和破壞。另一表現是對中國發起前所未有的貿易戰，既打擊了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也破壞了國際經貿體系的規則。因此，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國際體系受到損害，國際規則受到破壞，國際秩序受到削弱。拜登上台後，一方面修復一些多邊機制和盟友體系，但另一方面又繼承了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特別是在對華政策上，要重構國際經貿體系，重寫國際經貿規則。在這個意義上，他延續了特朗普對國際經貿體系造成的破壞。

第三次就是俄烏衝突以及西方制裁。僅有俄烏衝突而沒西方制裁，那麼它對國際體系的衝擊還是有限的，因為這畢竟是一場局部戰爭。但西方對俄發起的多輪制裁不僅在力度和範圍上史無前例，更嚴重破壞了現有國際規則，對國際體系的衝擊將是巨大和長期的。

正在出現的四大趨勢

當下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和對俄製裁之間在發生共振。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是試圖超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但從特朗普對華髮起戰略競爭開始，美國正重新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置於外交政策的優先位置。在對華關係上更強調地緣政治和所謂“價值觀”，而不是全球化和市場。因此，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延續和對俄羅斯的制裁，兩種行為共同推動或加劇了四大趨勢。

一是相互依存關係的“武器化”。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表現在市場、技術、金融等方面，是經濟活動的結果。但它們現在被西方作為打擊中國、俄羅斯和其他一些國家（如伊朗、朝鮮等）的重要武器。

二是經濟關係的“安全化”。全球化的邏輯是市場邏輯，是從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角度來佈局投資、生產、銷售等。但是今天，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越來越注重經濟關係的安全方面，不管技術、投資還是產業鏈佈局，首先考慮的是所謂安全問題。經濟關係的“安全化”，極大破壞甚至扭轉着全球化的邏輯。

三是國際公共物品的“工具化”。美元以及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支付體系都已成為國際公共物品的一部分，理應保持公共性質，但現在卻越來越多地被美國用作外交政策工具。

四是國際關係的“意識形態化”，或者用西方的話講就是所謂“價值觀化”。今天的國際關係越來越根據所謂“價值觀”來排隊。拜登最近到亞洲來推進“印太戰略”，打的一個主要旗號就是“價值觀”。

三個後果

在此背景下，全球經貿體系、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關係體系都在發生重要變化。

第一是經濟全球化向經濟集團化的轉變。世界正逐步被分割為不同的貿易、技術和貨幣集團。我們既看到西方特別是美國在貿易、技術、投資、產業鏈方面“去中國化”，也會看到世界很多國家在貨幣領域“去美元化”。美國以美元為武器對俄羅斯進行制裁，短期內可能對俄形成壓力，但長期看，它削弱的是美元的國際信用，導致很多國家考慮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第二是全球治理體系的弱化甚至分裂。比如今年的二十國集團會議，美國要求不讓俄羅斯參加。二十國集團接下來還能不能真正發揮作為世界經濟宏觀協調主要平台的作用，是要打上問號的。在聯合國，俄中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分歧越來越明顯。這種現象也會逐漸外溢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其他全球治理機制中。全球治理的合作本來就是超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但美國現在越來越多地向這些平台引入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這會削弱全球治理體系的功能，甚至導致體系一定程度的分裂。

第三是國際關係的重組。圍繞俄烏衝突的國際博弈，不管是聯合國大會譴責俄羅斯的決議案，還是西方發起對俄製裁，抑或暫停俄羅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資格，國際社會的分裂是很明顯也很嚴重的。它傳遞的信號是，今天的國際關係，以合作和尋求共識為主的色彩正在變淡，轉而越來越分裂為對抗的兩大陣營和一箇中間陣營。中間陣營不希望選邊，而是採取一種問題導向的實用態度，在不同問題領域採取不同立場。

這種趨勢會走多遠？這不僅取決於美國和西方怎樣對待俄羅斯，更取決於它們怎樣對待中國。雖然俄羅斯是要終結美國霸權，但從能力和政策導向來看，俄羅斯更多的是發揮一種解構作用，就是削弱美國對體系的霸權式主導，但一個更加平等的國際體系的形成，可能更多取決於中國和更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選擇與作為。（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