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中：日本對華政策走到關鍵十字路口

俄烏衝突以來，日本的高調和躁動表現異常搶眼，且矛頭所指大部分意在中國。尤其是在拜登訪日及“四方安全對話”峯會以來這段時間，日本的制華戰略在外交、經貿、軍事三大領域更是階段性地集中釋放。這種態勢無疑使兩國關係對抗面增加，改善餘地被擠壓，並使2017年以來的改善勢頭有被深度打斷的可能。日本的對華政策乃至國家戰略走向，來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

日本對外戰略的躁動與失衡

日本近期急推對華經濟安全政策，包括通過“經濟安保法”、賦能“印太”地緣經濟競爭等系列動向，直至積極參與“印太經濟框架”（IPEF）。這是中日關係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的一大變化。這意味着日本寧願自身遭損也要遲滯中國發展，從重視絕對收益、包容中國發展的“接觸戰略”，切換到計較相對收益及雙方實力對比變化的“惡性制衡”路線。中日經濟關係之變，從長遠看，如果處理不當，對兩國關係的危害性或不亞於軍事對抗。不過，由於各種矛盾因素的存在，IPEF中短期內大概率是爛尾工程或滯銷產品。

而且，日本在對華經濟安全上如何操作，仍取決於其對外大戰略，尤其處理中美日三角關係的立場和做法。東北亞地緣情勢正發生深刻變化，大國博弈加劇，在歷史重要關頭的理性認知和決策正確與否將關係到各方國運。各國都在慎重全面權衡國家利益，既謀求掌握戰略主動，又要儘可能避免盲動冒進。就此而言，日本的戰略姿態之變確實令人擔憂，很明顯的變化有二。

一是日本從過去單純的“美主日從”轉變為羈絆、引導、攛掇美國共同對付中國。從台海到“印太”，日本不斷拱火、挑事以拴留美國，其中不乏通過“用美”以達自身目標的投機與躁動。二是日本進一步強化作為西方一員的政治站位，整體戰略指向西傾並與美國及其主要盟友夥伴走得更近，中美日三角更加失衡。也因此，中日圍繞主要地區以及支點國家的外交博弈，隨着中美競爭加劇而持續增強。

這主要源於面對中國崛起，日本認為美國及日美同盟是其終極安全的強大保障。鑑於“特朗普衝擊”的教訓，日本積極影響並主動促推美方政策調整，以使日美同盟成為對華制衡的硬核基礎設施。日本對“雙後”（後新冠疫情、後俄烏衝突）時代的國際格局及秩序前景高度關注並異常敏感，認為美國收縮、同盟失效將是災難性的戰略局面。除了擁護美國霸權體系及秩序，日本政治精英演示的只是一幅戰略想象能力“貧乏物語”。

為避免這種局面，日本要讓美國留在東亞並持續介入地區事務，使之不願也不能脱身，保持“延伸威懾”。這是日本大戰略的重中之重，也是應對中國崛起的最大戰略要義。令人關注的是，日本圖謀利用台灣作為戰略棋子，誘壓美國及日美同盟介入台海，以拖住並確保美國對整個離岸島鏈的看管和威懾。

安全路線與對華關係之憂

俄烏衝突以來，日本明顯在渲染炒作並意圖“西禍東用”。日本保守派樂見並利用這場危機去推動戰略議程。俄烏衝突時期也正值日本重新制定重大安全文件之際，顯著的安全變革由此正得以加速醖釀和進行。拜登訪日期間，日美就“延伸威懾”、軍事一體化及日本軍力發展等進行磋商，表明美國正進一步縱容日本進行軍事鬆綁。

其中，尤其令人關注並擔心的，是日本以軍事發展路線轉變為集中體現的國家戰略蜕變及其對華影響。經過多年民意誘導與輿論操作，當今日本保守政治集團為軍事轉型與發展聚集和動員的國內支持與社會能量今非昔比，日本對其戰後以來和平發展路線的逆向反彈與報復操作呈現井噴式爆發。未來10年，反映在國防方針、軍事戰略、武器裝備、防衞預算等方面，日本將大概率以鄰國極不樂見的方式實現某種軍事崛起。

當前日本的軍事發展及其能量——高新軍力建設、新型戰力生成、軍事部署調整等，基本都是針對中國而來。日本當然要轉用部分軍事資產應對“北方威脅”，但綜合而言，對俄是階段性的戰術重視，對華是長期性的戰略重視。從日本在2004年版防衞大綱中提出將防衞重心逐漸南移，到2022年執政的自民黨建議新版防衞大綱將中國定義為“重大威脅”，中日關係的30年“後冷戰時代”或正宣告落幕，一個“不祥時代”的號角儼然在日本保守右翼政治勢力中越吹越響。

在此過程中，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保守右翼政治勢力很早就相信，中日有着類似一戰前後英德之間難以調和的結構矛盾。再加上日本的民族性情與思維方式，是面對大變局和混沌形勢時往往猶疑逡巡，但一旦認定方向和目標就會一路邁進，靠內部機制很難進行糾偏和調整。就此而言，21世紀的最初20載，在後世眼中不是沒有可能被解釋為中日關係滑向悲劇的“危機20年”。

岸田及宏池會須有歷史擔當

到目前為止，岸田外交是對前任的總體繼承與部分發揚。岸田似已放棄規避風險的決策風格以及在對外關係上謹慎的平衡考量，轉而追隨日本政壇對華示強示硬的總體風潮。這反映的是其外交政策願景的真正演變，還是部分順應或迎合“政治正確”，對此各界看法不一。但無論如何，其結果是導致當前日本不斷“出招打牌”制華，也是導致中日關係難有改善跡象並低水平震盪的主要原因。

日本國內政治的兩個因素刺激並放大了這種局面與風險。首先是日本政黨政治的軟弱和宿弊。受反華“政治正確”挾持，岸田及宏池會在國內政治上需要不斷籠絡和迎合保守右翼勢力。從縱向歷史看，日本的政黨政治在重要歷史關頭曾不止一次缺失政治責任，沒能經受住歷史大考。其次是某些主要政治人物的節操缺失與責任躲避。沒有人比安倍更能體現這一點：台上台下“畫風”迥異，擔任首相時尚明務實和平衡之理，卸任後就對華示硬裹亂，通過激化緊張局勢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日本的行事做法已在大幅消耗中方對日本能否遵守政治承諾、保持政策連續性以及是否值得誠摯交往的信心和耐心。針對日本對華的公然敵意以及露骨幹涉內政等行徑，中國學界和民間已經湧現進行堅決反制和回擊的聲音。如果日方再這樣下去，試問中日關係和東亞大局還有得好嗎？

從現實主義角度看，日本的對外戰略智慧，正如其頂級戰略學者高坂正堯、五百旗頭真等所言，應是“對美同盟+對華協調”兩條腿走路。但顯然，當今日本在推動日中協調方面顯示的多是懈怠和傲慢。今年是兩國邦交正常化50週年，岸田將面臨一系列重大決策，這些決定將為日本未來與中國的關係定下基調。我們寧願相信，與前任政府及其領導人相比，岸田外交團隊應該具有傳統宏池會的底色和特性；如經7月參議院選舉坐穩政權，岸田應當在對外戰略及對華外交上體現大局觀和平衡意識，崇尚經濟民生與務實合作，以中日復交50週年為契機展現政治勇氣與擔當，拿出實際行動，致力於發展其自詡的對華“建設性的穩定關係”。

2022年這個重要年份將見證岸田是否會主導就日本對華戰略進行更系統的反思與決策，以及對本國乃至地區前途命運肩負起應有的歷史責任。（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