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利：印太戰略沒有未來

烏克蘭戰爭的硝煙尚未散去，亞太安全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冷戰思維回潮和大國博弈加劇的雙重作用下，和平發展的趨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第一，世紀之問，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亞太。*亞太地區是我們共同的家園，伴隨着世界經濟和戰略重心加速轉移，亞太成為世界上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地區。多元並存是亞太地區國家最明顯的特徵，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樣性以及交流互鑑始終是亞太地區進步的強大動力。亞太地區是發展中國家非常集中的地區，面臨來自安全和發展兩個方面的“赤字”都很嚴重。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戰亂衝突、恐怖主義、移民難民危機都能從貧困落後上找到根源。毫無疑問，發展應該成為地區國家的第一要務。

亞太安全與亞太發展緊密相聯，發展是解決安全問題的基礎，安全是促進發展的條件，安全和發展並重才能實現可持續安全。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不僅是最終解決南海問題的必要條件，而且是維護國際通道安全的基本保障。因此，中國與東盟國家積極推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磋商，維護共同安全，促進共同發展。這比任何來自別人的武力保衞，更加有效和有利。任何試圖誘使中國和東盟國家偏離發展的向好趨勢，陷入並不存在的“安全陷阱”進行惡鬥，都是別有用心。任何大國的軍事介入，試圖導致地區戰亂的景象在亞太複製的陰謀，都值得共同抵制。  

中國致力於打造安全共築的亞太命運共同體。在亞太地區集體安全機制仍然缺位的情況下，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發揮好東盟等區域性合作組織的作用，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至關重要。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歷了從對立到合作、從鄰居到夥伴的轉型，形成了特有的爭端解決機制和矛盾自愈機制，共同營造了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並進的格局，在戰亂不斷的世界中顯得彌足珍貴，值得倍加珍惜。而部分域外國家則熱衷於把少數國家的意志強加給亞太國家，人為挑起零和對抗，以求漁利。

*第二，戰略選擇，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背景下，“認知域”的地位舉足輕重。同樣，大國對時代特徵的不同認知，將導致不同的安全理念和行為方式，而基於錯誤的假設而導致的戰略誤判所帶來的風險和後果由於缺少底線變得更加難以預測。中國認為世界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而美國認為世界重回大國競爭時代，要按照美國確定的標準劃分陣營，在對抗中遏制對手，壓倒對方，謀求絕對優勢。歷史沒有假如，應該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美國第26任總統福克蘭林·羅斯福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美國一方面對中國的快速的發展感到焦慮，但另一方面往往又對中國鄭重承諾的理念和原則視而不見，難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

有的人持國強必霸的邏輯，認為大國發展起來之後也必然要向世界釋放巨大的張力，美國作為頭號超級大國志在全球推行美式民主，蘇聯稱霸時曾經要建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勢力範圍，所以中國也不例外。殊不知中國旨在超越二戰和冷戰的思維，既不走霸權的死路，也不走殖民的邪路，而是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出一條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路。如果説中國發展起來之後非要做點什麼，那“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就是中國給世界的最大貢獻。

“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是美方定位中國的主題詞。通過追趕、跟進和超越，促進國際經濟、軍事和社會的進步。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夢和讓中國人民過上美好的生活的中國夢，異曲同工，可以並行不悖。然而，美方顯然更看重兩敗俱傷式的惡性競爭，把其上升到“價值觀”和“領導權”的層面，渲染中國“是步步緊逼的威脅”，不僅要確保“能夠對中國或任何想要挑戰美國的國家施加可信的威懾能力”，而且揚言用軍事力量對抗中國所謂的“咄咄逼人的霸凌行為”，把中國塑造為美國的對手甚至敵人，這種任由競爭向對抗的升級無助於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容易導致衝突的發生。

*第三，抱殘守缺，印太戰略沒有未來。*美國“印太戰略”是美國沉迷於大國競爭的產物，建立在一系列誤判和錯覺的基礎上。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19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公佈了印太戰略的未來步驟，充滿自我矛盾。印太戰略打着和平的旗號，卻以排他性的軍事同盟為核心；口口聲聲基於規則，卻無視規則中的規則也就是別國的主權；揚言反對改變現狀，卻帶頭破壞地區原有的安全架構；三大手段中兩個與軍事有關。從“亞太”到“印太”儘管一字之差，但卻在悄然改變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平衡，為在中國大門口拉幫結派，鼓勵更多的盟國、夥伴介入亞太事務打開了方便之門，進而使“塑造亞洲戰略環境”的操作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成為印太國家的代名詞，拼湊軍事同盟成為推行印太戰略的主要手段。而日本成為其中重要的支點，而且高調衝到台前，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印太戰略的未來步驟之一是把中國的台灣推向風口浪尖。美國不斷在所謂“一中政策”中夾雜私貨，公然把台灣地區納入所謂合作伙伴的體系，聲稱要繼續協助台灣強化“防衞能力”，堅持對台出售武器，不斷觸碰一箇中國的底線，為常態化的干涉中國內政提供戰略依據，構成了對中國核心利益的重大現實威脅，使得台海地區的安全風險陡然升高，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安全環境，必然會引起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的堅決反對。

美國的學者斯皮克曼，曾在他的邊緣地帶理論中提出，東亞的穩定取決於中美日三國的平衡，而如果中國要想“做大”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除了日本軍事力量的弱化或者消失外，最重要的是“中國能夠達成真正的統一”。他還告誡西方強權，如果“還想在這一地區保持影響力，他們就必須為自己的海上力量尋求島嶼基地”。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一在1942年提出的戰略假設，八十年後卻成為“印太戰略”的理論依據，兩相對照，幾乎和美國在亞太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一方面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威懾和應對能力”，放手讓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擴展軍力；一方面把阻止中國統一作為印太戰略的重要內容，圖謀“以台製華”。然而，刻舟求劍，沒有未來。世界進入了新時代，不僅亞太的安全格局已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中國已從當年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一躍成為具有強大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以及廣泛影響力的地區性大國，具備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強決心和強大能力。按照斯皮克曼的劇本，當年都未能擋住中國的獨立解放和在抗戰勝利之後收復台灣，今天更無法遏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祖國統一的進程。在第十九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擲地有聲，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將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圖謀、不惜一戰、堅決維護祖國統一。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不受任何戰略的左右。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對亞太戰略印太戰略的評價非常精當，美國推出印太戰略的意圖是維護其霸權體系，是一個製造分裂的戰略，是一個煽動對抗的戰略，是一個破壞和平的戰略。印太戰略“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地區國家普遍意願，服務一己之力，一定是一個失敗的戰略”。

因此，可以肯定地説，刻舟求劍沒有出路，印太戰略沒有未來。

*第四，精準應對，實現富國強軍的統一。*孫子曰“不可勝在己，可勝者在於敵”。面對美國強加給中國的“大國競爭”和無端的遏制、打壓、脅迫，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仍在我們自己。儘管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安全威脅和挑戰都很突出，然而未來的大國之間的競爭，毫無疑問首先是國內團結鞏固的競爭。“一切取決於中國自己的事辦得好不好”，辦好自己的事是應對外面的事的基礎。排除一切干擾，保持安全與發展並重，實現富國與強軍的統一，應該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

從戰略高度和長遠利益考慮中美關係是中國一貫的站位，面對美國不擇手段的全方位全要素的遏制打壓，保持戰略定力和精準應對同等重要。既不放鬆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也要做好步步為營的準備，把戰略上優勢和強項轉化為戰術上和行動上的對策，用滴水穿石的韌性把惡性競爭的壓力變成持續發展的動力。我們有理由相信美方務實而強硬的表述絕不是説説而已，有的已付諸行動，有的會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出現。對於每一個可能成為“建設性接觸”議程，都應做到有備無患，防止在“明火執仗”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是美國打壓中國的核心領域，也是我們志在必得的強軍目標。無論是“太平洋威懾倡議”，還是“一體化威懾”計劃，都企圖使中國軍隊在履行使命時有所顧忌、知難而退。但從某種意義講卻是為我們固強補弱提供了難得的正面清單，應該作為優先發展的方向，並不斷增加自主創新在其中的貢獻率。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中國致力於國防與軍隊現代化建設源自於內生的動力和需求，不針對任何人，也不會受制於任何人。中國堅持後發制人的軍事戰略，儘管能夠佔據道義的制高點，但理論上需要更大的投入和更加充分的準備。在信息化戰爭條件下，後發制人的戰略要求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懾戰，能讓對方不敢輕易動手；二是防衞，能經得住先發制人的打擊並保護自己的人民；三是還擊，能在逆境中還得了手甚至打疼對方。四是制勝，能制伏來犯之敵，迫使其付出代價。*可見要具備這種“四位一體”的能力的確要比別人付出更大的成本，而且有着持續經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作者國防大學教授  張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