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游擊戰理論被蘇聯教官否定，然而戰場給出了公正裁決

戰場有權裁決一切

張西成

1925年，朱德到莫斯科秘密軍事訓練班學習軍事，擔任學員隊長。一次，當蘇聯教官提出“回國後如何打仗”的考題時，朱德回答：“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我的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教官一聽就搖頭，批評他不敢跟敵人決戰，顯得太懦弱，給了朱德差評的成績。

朱德的理論觀點真的錯了嗎？戰場實踐最終給出了公正的裁決。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朱德的上述觀點與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不謀而合，兩位偉人帶領工農紅軍創立的游擊戰“十六字訣”，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巧妙與敵周旋、有效消滅敵人，由此奠定了我軍由弱勝強的重大理論基礎。朱德的游擊戰理論，由開始遭受蘇聯教官的否定，到回國後成為我軍制勝強敵的法寶，這一轉變發人深省。

備戰打仗是軍隊的根本職能。軍人的一切軍事鬥爭準備，最終都要面向戰場，聽從戰場的召喚，經受戰爭的檢驗。戰爭作為最難捉摸、最不確定的領域，最可貴之處就是從不接受任何套路。上次管用的打法、下次簡單地照搬；別人成功的模式、自己機械地照抄，歷來為兵家之大忌。戰爭也從不迷信權威，因為它本身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它有權決定一切、審驗一切、改變一切。在戰場上，一切脱離實際的戰法研練、一切背離實戰的戰鬥構想，都將被撕去偽裝，露出真相。

訓練場上的一些做法，若按考場規則評判，也許能得高分；若以戰場法則衡量，則未必有多大價值。譬如，從諸多戰史戰例看，有的作戰決心用一般原則和標準去衡量，看似普通，但由於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則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有的作戰決心則可以説是滴水不漏，該走的程序和步驟一項不少，但仗沒有打好。可見，戰場思維樹得牢不牢，關係到戰鬥力強不強。現實中，個別在考場上摘金奪銀的部隊一動真格就掉鏈子，根源就在於平時訓練缺乏戰場思維。考核是備戰的指揮棒，只有牢固立起戰鬥力標準，不斷提升考核內容的未知量、含戰量，把考核標杆標定在戰場刻度，才能最大限度提升官兵的打贏本領。

毫無疑問，對那些“不看態勢看腳本、不研戰法研答案”的受考者，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評和糾正。但作為考核組織者，如果像那位蘇聯教官一樣，人為地把自己置於權威的制高點，用自己的標準去評判千變萬化的戰場，最後形成千篇一律的答案，那麼這個答案到了戰場上肯定就是危險的答案。戰爭，遠比我們思考的更復雜；戰場，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多變。既然如此，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一切奇思妙想的對策，只要有利於能打仗、打勝仗，都應列入演練的範疇；那些讓敵人意想不到的打法、實驗室裏模擬不出來的戰法，都應成為加分的對象。實踐也證明，能夠做到“一種情況多種打法”，比起“多種情況一種打法”來，肯定有更多的適應力、制勝力。

當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戰爭，越來越變化莫測，正日益顛覆着我們的認知，越是如此就越應該讓思維更新，讓本領升級。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演習場上的考核標準及規則，應該既是規範更是引導，既是約束更是激勵，少為“應考”鑽空子，多為“應戰”找路子，如此才能讓考核更貼近實戰，讓考核成效最終能通過實戰的檢驗。

（作者單位：陸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