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華盛頓內部正形成“反華思想競賽”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不久前的“中國政策演講”中稱，美國國務院正在成立一個名為“中國組”的新機構。此前，美國防部已經成立“中國工作組”，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有一個“中國任務中心”。這些機構名稱不同，但目標都是“應對美國在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美方對此也是直言不諱。

美國務院成立“中國組”體現出中美關係的兩個特徵。一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重視”與日俱增。美國前駐新加坡大使阿德爾曼認為，美國務院“清楚地認識到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並將在可預見的未來保持這種關係”。這還算是一種源自第三方的中立描述，換作美方的話，則是赤裸裸地聲稱“中國對美國外交構成的考驗在規模和範圍上都將前所未有”。除了外交層面，對華關係也已成為美國國內一個重要政治議題。在中期選舉來臨前，美國務院成立“中國組”，部分目的也是給美國國會和選民看，表明自己在“應對中國”方面有所行動。

二是體現中美關係的複雜程度。美方多個部門成立專門針對中國的政策研究和建議機構，讓人不由想到冷戰時期美方針對蘇聯的各種機構。但目前中美兩國各領域關聯程度以及美方對“中國挑戰”的描述，表明在華盛頓眼中，“中國挑戰”還沒像當年蘇聯那樣緊迫、尖鋭。中美關係在不同領域、部門、時段表現出不同的特徵與發展趨勢，導致美國對華政策和措施在不同領域和方向之間出現交叉、重疊甚至相互干擾。這是中美關係與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一大區別。如此一來，協調不同部門甚至同一部門內部不同領域對華政策措施之間的關係，對美國政府來説就成了一個大難題。

這種背景下，美國務院新成立“中國組”，恰恰表明美國政府內部甚至國務院內部在對華政策上存在較為嚴重的差異和分歧，尚未形成全政府對華政策體系。冷戰時期，美國的主要國防、情報和外交資源都是圍着蘇聯轉的，有沒有“蘇聯小組”其實沒什麼區別。現在美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甚至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都有專門針對中國的機構或職位，表明雖將中國視為“前所未有的挑戰”，實際上華盛頓一時難以把各方面資源調配聚集到“應對中國”上來。

這些年來，美國內政外交以及中美在國際上的角色分量都在發生重大變化，這也使中美之間傳統的相互認識和交往方式出現重大調整，美國對華政策明顯惡化。美國過去的一批“知華派”由於被指責前期對華判斷失誤，在美國內部處於被打壓、被批判狀態。其中不少人出於“自我檢討”，對華認知明顯矯枉過正，自覺不自覺地也搭上美國極端派的船。這導致美國很多人無法對中國形成客觀認識，有意或無意地誇大中國對美政策惡意。新出現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們又普遍忽視中國國情，對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説話習慣也嚴重缺乏理解。美國務院成立“中國組”，如果真能如實彙總各方智力、信息和知識，或許還能得出對中國更加全面、準確認知的“意外收穫”。但在當前美國對華政策氛圍下，美國這些新設機構更大的可能是繼續用自己狹隘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分析中國內政外交變化，加劇美國對華外交的錯誤傾向。

從實際效果看，美國各部門紛紛成立“中國小組”，可能會在美國不同部門之間形成一場“反華思想競賽”，進一步惡化美國對華政策認知和中美關係。美國國內以及美國政府部門內部已經在涉華問題上形成帶有嚴重主導性偏見的所謂“共識”，對華理性客觀聲音在這種偏見“共識”和民粹氛圍下遭到壓制。這就變得非常危險了。美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類似現象。美蘇冷戰的爆發很大程度上就與美國國內對蘇聯認知的固化、僵化有關。冷戰並非都是由不可逆因素導致的。喬治·凱南的8000字電報，不僅以他的視角反映了蘇聯對美政策狀況，也引導和統合了美國對蘇聯的政策認知。美蘇雙方尤其處於力量優勢一方的美國，對冷戰爆發起到至關重要的誘導作用。

現在，美國國防部、中情局和國務院紛紛成立專門“應對中國”的機構，也因此潛藏着巨大風險。一是這會加劇美國政府在對華事務上的所謂“緊迫感”。這些機構的成立不僅引發中國警惕，也給了美國國內各界一種心理暗示，即中國對美國“威脅”很大，中美關係狀況非常惡劣，中美之間爆發衝突的可能性非常高。這種暗示的危險性在於，它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二是有可能推動美國決策界在考慮對華政策時，從“追求真實”轉向“追求一致”，進而掉入“過度重視”的思維誤區甚至泥潭。忽視有忽視的風險，但“過度重視”也有誇大挑戰進而反應過度的風險。

那樣一來，美國當前在反華方向上的歇斯底里，就有可能進一步帶偏美國相關部門內部看待中國時的主流思維。如果真的導致美國不同機構之間的“反華思想競賽”，那對中美關係以及整個世界來説都非益事。（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