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剛：日本在東南亞“存在焦慮”加劇

據日本媒體最近報道，從貿易、投資以及人員流動等多個方面衡量，日本“正在失去在全球增長引擎東南亞的存在感”。那麼，作為曾經東亞經濟奇蹟的創造者甚至亞洲經濟領袖，日本在東南亞深耕多年形成的存在感緣何開始走下坡路，為何日本國內也越來越難掩由此而生的焦慮呢？

日本經濟增長乏力下的外向吸引力下降當然是首要因素。短期而言，日本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閉塞感以及政局多變下經濟政策連貫性差，又加速了這一循環。長期來看，日企自身“去日本化”較為嚴重則構成了結構性因素。上世紀80年代日企海外投資熱潮已經開始造成產業空洞化，如今少子化老齡化加劇更是讓不少日企主動選擇“去日本化”，逼得日本政府近來不得不通過放縱日元貶值來吸引製造業迴流。日本數字經濟明顯滯後也是一個原因。與中韓等國數字領域發展迅速並賦能對外合作不斷實現突破相比，日本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政府投入、社會應用和融入經貿等方面滯後，已經與其經濟大國地位不相匹配。

正是在這些短期和長期因素影響下，日本對東南亞的經貿投資以及影響力總體上呈收縮態勢。加上中韓等國與東南亞合作後來居上，更刺激了日本國內輿論的焦慮感。最近幾年，中韓等國利用FTA、RCEP等雙邊多邊自貿協定以及文化合作優勢，不斷推動貿易和投資規模化，贏得東南亞國家更多認可並開始積累競爭優勢。據東盟秘書處數據，中國對東盟貿易額2021年為8782億美元，達到日本的近3倍。日本2003年對東盟貿易額曾是韓國3倍，但2021年這一差距被韓國縮小至1.3倍。

在此過程中，東南亞對日本經濟地位的認知發生變化。伴隨2009年中國對東盟貿易額超過日本、2010年中國GDP反超日本以及2020年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等，東南亞各國對日本作為“影響本區域的經濟大國”地位的認知有所減弱。除了經貿合作規模攀升，“韓流”和“漢風”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也聯袂擴大。“韓流”在全球攻城略地，對東南亞的影響已遠超日本動漫等標誌性文化產品；“漢風”在東南亞的受眾也隨着中國推動人文交流不斷被激活。中韓利用文化優勢助力經貿趕超日本的趨勢日益明顯。

日本政府朝向“印太”區域的政策調整和佈局，則對在東南亞存在感下降起到催化作用。日本加快配合美國落實“印太戰略”，遏制中國的連鎖反應正讓東南亞國家越來越左右為難。

一是日本追逐的“印太”利益正在對沖東南亞國家的切身利益和關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確立和強化、“印太經濟框架”的出台以及日本擬出台本國的“印太”計劃，事實上是在刻意將東南亞矮化為服務日美“印太戰略”的棋子。

二是美國對東南亞經濟競爭加速。美日雖為軍事同盟，但多年來美國經濟界圍繞對東盟貿易一直與日本明爭暗鬥。在遏制圍堵中國這個最大目標下，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還明顯帶有刺激美企參與亞太增長引擎東南亞經濟版圖競爭的意圖。

三是東南亞對日本的信任出現分化。日美聯手遏華導致一些東南亞國家不願在大國間選邊站，介入抗中性質的地緣政治經濟佈局更無從談起，日美故意製造分裂和矛盾而導致東盟地位尷尬，實際上也使東南亞國家對日美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加。

客觀而言，日本在東南亞苦心經營積累下來的影響力不會驟然消失，幾十年來打下的基礎還夠日本消費多年。但從走勢上看，日本在東南亞的存在不僅在“量”上無法與中國平起平坐，今後在“質”上也有可能被韓國趕超。日本國內有人把在東南亞存在感降低歸咎於中國，這顯然是摸錯了脈，日本如果不能從自身經濟結構以及對外遏制思維等主觀因素方面尋找癥結，可能就不僅是在東南亞存在感下降的問題了，未來在東亞、南亞甚至更大範圍的亞太存在感都將逐步走低。日媒的當下焦慮，也就成了對未來的劇透。（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