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怡爽：從更高格局看待印度發展

最近雖然有印度執政黨人民黨發言人夏爾瑪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發的巨大風波，但總體而言，印度現在大體處於外部環境有利、上升空間較廣的發展機遇期。

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上，印度不但沒有被俄烏衝突困住，反而成為受到各方重視和拉攏的對象；在內政上，印人黨有驚無險地達成2022年年初五邦地方選舉的目標，莫迪在2021年疫情最嚴重時跌落的人氣再度迴歸到高點；在經濟上，雖然2021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印度付出慘痛代價，但得益於農業好年景、海外市場高需求和謹慎財政貨幣政策，印度經濟沒有受到致命衝擊，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就持續呈現出較為強勁的復甦狀態。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經濟學人》預測印度將成為未來十年中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和未來重塑供應鏈的重要一環。

實事求是地説，在國際體系中，印度已經成為中美戰略競爭和世界局勢動盪的受益者之一。在印度國內，雖然印人黨的地方選舉表現存在起伏，但國大黨和地方黨派都無法對其統治地位形成實質威脅。印度國族認同有所增強，國內安全形勢總體得到改善，少數族羣或分離主義傾向被不斷削弱。莫迪政府逐步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包括“階段製造業促進項目（PMP）”“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等產業激勵政策，推進臃腫公有部門的整改和私有化，以及為印度中央政府廣開財源的商品與服務税（GST）改革。美西方國家對印度的政治投資和經濟投資也在增加，各類協議下的產業鏈合作為印度進一步開展同發達國家經貿和技術合作打開方便之門，印度和包括歐盟在內的多個經濟體雙邊貿易協定的談判進程也在加快，部分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已經出現向印度轉移的趨勢。

那麼，印度真正能夠如《經濟學人》所言般實現崛起嗎？印度崛起的最關鍵因素其實依然取決於它解決自身經濟中的結構問題、承接外部機遇的能力。

印度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中小型企業和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滯後，導致印度經濟增長某種程度上只能依賴於服務業和有限的幾個資本密集型產業，這無法為印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也不能解決非正式部門佔據經濟大頭的現狀。印度的勞動力參與度逐年下降，這意味着大量的人力無法得到報酬穩定的工作崗位，只得重返農業或非工業部門。這意味着印度目前提升內需、刺激增長的主要手段只能依靠政府投資和讓目前的中產階層變得更加富有，但提升下層民眾收入、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拉動消費和投資形成良性循環的能力有限。這一點，現在是、未來也將會是印度發展的一大問題。

莫迪政府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因此才會通過徵地法修正案減少對企業投資和製造業發展的束縛、通過農業法實現全國的農業統一市場和農產品價格的市場化機制、通過勞動法減少企業用工困難、改變勞動力市場受束縛嚴重、流動不足的現狀。然而，這些“深水區”改革迄今都沒有取得成功，徵地法和農業法都因為選舉壓力而停滯乃至被放棄，勞動法雖然得以通過，但具體落實還需耗費漫長時日。

在印度的選票政治體系下，精心設計的改革即便方向正確也必須為了選舉而做出讓步，難以完成既定目標。在印人黨的政治承諾中，“改革”又是重要一環，這迫使莫迪政府只能將政策資源投入到阻力較小的部門中去，即現在印度大力發展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但是，如果改革本身不能惠及更多的中低收入民眾，創造出更廣泛、更有力的改革支持者羣體，未來市場和產業改革的動力很可能將逐漸減少。

莫迪政府現有的政策一方面使得印度經濟進一步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產生依賴，加大了未來經濟結構的調整難度；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受此類產業的利益集團影響將日益加深，印度政府認真設計和執行改革政策的動力和能力也會隨之削弱。

除此之外，印度的經濟增長和穩定發展依然受到外部條件的巨大制約。無論是產業鏈上游還是能源價格，印度目前仍受制於人，這也造成印度經濟復甦的同時不得不面對通脹壓力的現狀；在如此多人口依然依賴農業為生的情況下，印度還需要寄希望於一整年的風調雨順來確保糧食價格、民生保障和社會的整體穩定。

最近一段時間，美西方輿論把印度捧得比較高，這已經是多輪“印度崛起論”了。美西方捧印度有一個他們沒有道破卻眾所周知的用意，就是以明捧印度來暗貶中國，並且製造出“龍象相爭”的地緣政治競爭敍事，利用印度來形成對中國發展的牽制。客觀而言，這種論調在中印兩國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而這也引起中印兩國有識之士的警惕。這種背景之下，中印兩國對“龍象共舞”的認識就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事實上，中印關係在克服分歧和爭議的情況下已經實現雙贏，未來這方面的潛力更是無比廣闊。我們看待對方在發展中取得的成績或者出現的問題，都應該站在這個更高的格局之上。當前對印度的評判也當如此，捧也好，貶也好，都不是我們贊成的態度。（作者是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