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翻譯學的創新探索 重構知識地方性與翻譯世界性

數字化時代，翻譯在知識遷移、文化更新、社會變革中的中介性作用更加突出。由此，將翻譯置於不同知識共同體的歷史視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學分析不同語言面對不同知識的選擇、加工、改造的實踐和經驗，探究跨語言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行為運動規律的一門新學科——知識翻譯學，應運而生。知識翻譯學從知識的理解、遷移和傳播出發，重構了知識的地方性與翻譯的世界性。

把握知識翻譯學內涵

傳統翻譯學是理解翻譯和實踐翻譯的認知工具，也是翻譯知識體系建構的基礎資源。但基於視角主義的翻譯研究長期處於分而不合的狀態，產生了各自封閉、彼此疏離的知識孤島，既無法對複雜多變的翻譯現象做出系統、周密和充分的解釋，也無法對未來的翻譯實踐做出全面、理性和可靠的預測。隨着時代的發展，傳統翻譯理論在解釋一些新興翻譯現象時已顯得捉襟見肘。

作為一種全新的翻譯學理論，知識翻譯學以知識的翻譯和翻譯的知識為主要研究對象，對翻譯進行了重新界定，認為翻譯是一種以符號轉換為基礎、以知識遷移為核心的社會實踐。通過去語境化和再語境化，翻譯實現了知識(再)生產、話語重構和價值創造。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院長李瑞林表示，知識翻譯學將知識論確立為自身的認識論基礎，以人類認知普遍性和特殊性為切入點，以人類文明互聯互通的歷史為參照點，以人類的認知差異性和知識非對稱性為問題域。在對照翻譯既有的本體事實、邏輯事實和話語事實的基礎上，知識翻譯學將跨語言知識轉移設定為翻譯研究的元概念，以此聯結傳統翻譯學的不同視角主義觀念，重點關注人類知識轉移的跨語言認知與實踐過程及其固有價值，揭示地方知識國際化乃至世界化的一般機制和基本規律。

華中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覃江華表示，知識翻譯學關注知識的創造、管理和轉化過程。它打破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界限，超越了傳統翻譯研究內部與外部、歷時與共時、規定與描寫的二元對立。知識翻譯學秉持一種建構主義的知識觀，將文本的生成和演變與特定時空、特定羣體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結合起來，進而形成了更為系統、全面、深入的翻譯認識。

與傳統翻譯學理論不同，知識翻譯學從翻譯自身的獨立、自足以及自主性出發，進入翻譯歷史現場和現實的翻譯實踐中去考察，認為知識是翻譯的本質屬性，也是一切翻譯行為的對象和結果。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楊楓表示，知識既是翻譯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譯存在的目的；既是翻譯的理論，又是翻譯的方法。古今中外，沒有不是知識的翻譯實踐和行為。人類翻譯史就是知識翻譯史，唯有知識是一切翻譯行為中每個元素都受其驅動的最基本原動力。因此，在知識翻譯學的理論結構和分析框架上，翻譯就是一個地方性知識的世界性認同問題，是基於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不同知識之間的主體性競爭過程與生成性話語體系。

構建中國特色

翻譯理論體系

知識翻譯學是研究人類社會跨語言、跨文化知識轉移一般規律和適用方法的一個新興學科領域。李瑞林表示，從學科內部看，知識翻譯學將看不見的實體“知識”前景化，確立了“知識”之於翻譯系統的統攝地位。其將翻譯視為人類知識的跨語言認知與再生產方式，極大地拓展了翻譯研究的學術空間，有利於改變“穩定與不穩定、可預測與不可預測、已知與未知、確定與不確定”等諸多矛盾糾纏不清的學科狀態，建立具有內部統一性和外部關聯性的學科體系。從學科外部看，知識翻譯學凸顯了跨語言知識轉移之於人類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改造作用，確立了知識互聯互通對於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基礎性地位，澄清了翻譯賦能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元學科功能。

知識翻譯學是新事物，要發展壯大，需要形成一整套自洽的概念術語和思想觀念體系。覃江華認為，知識翻譯學研究者需要系統梳理中西知識翻譯史，為理論建構和轉化應用奠定堅實基礎。同時，要建立相對穩定的學術交流與知識分享平台，開展有組織的研究，共同努力將知識翻譯學打造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翻譯理論體系。

在楊楓看來，中國特色翻譯理論不是中國特殊翻譯理論，它體現了中國學者、中國本土、中國立場、中國實踐等特徵，最終通過國際學術話語的使用進入世界學術體系，從而得到國際學術界認同。

知識翻譯學是中國特色翻譯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李瑞林認為，知識翻譯學不僅整體性地反思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而且觀照人類知識互聯互通的生活世界；既關注翻譯的內在邏輯，又關注翻譯的外在環境；既有中國立場，又有世界關懷，標誌着翻譯理論研究從邊緣化、碎片化到中心化、系統化的一次重要轉型，對構建中國特色翻譯理論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本報記者 衞思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