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國民主悲劇致其外交失能

近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接受一家英國媒體採訪時直截了當地指出，當下的美國政治比越南戰爭時期更加分裂，期望中國“西化”已經不再是一個合理策略。著名經濟學家和評論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則在與拜登總統午餐會後心情沉重，原因是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內部分裂已使各自黨內極端派得勢，兩黨妥協的“民主精神”蕩然無存，拜登甚至表達了其能實現“統一西方（聯盟）”卻無法實現“統一美國”的擔心。確實，當前美國內政對外交影響之深刻，堪稱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強烈的階段。

首先，美國作為“民主燈塔”是值得他國效仿的榜樣以及擁有 “民主使命”可對他國進行內政改造，這些華盛頓政治精英長期以來編織的關於美國世界地位與功能的“話術”，正在被其自身國內實踐證明是越來越滑稽荒唐的。美國政治精英持有根深蒂固自我優越的“天命觀”和以己度人的“責任論”，這些論調實際上已經被在美國自身歷史中反覆出現的大危機及大沖突所否定。19世紀內戰、20世紀大蕭條、21世紀的當下，人們看到的是美國社會與政治的高度分裂或“極化”及其相應導致的內戰或深刻大危機。

當前美國國內密集爆發的政治極端化、社會暴戾化、經濟兩極化、族羣撕裂化等現象，無不是美國自身處於又一個大危機前夜的徵兆。近年來，美國國內官員或學者關於當前的美國處於“又一次內戰邊緣”的警告不絕於耳，相關著作更是不斷湧現。而近日美國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關於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事件被定性為“未遂政變”，更淋漓盡致地暴露出美國自身民主實踐之衰敗的客觀現實。美國政治的“民主之殤”越來越明顯，從國內民粹勢力氾濫，到民粹政客翻江倒海的勢頭難退，都預示着美國更大政治危機行將到來的悲劇現實。一個自己民主質量都如此不堪的國家，怎麼能做到對自己民眾負責，對別國負責呢？當下主導美國外交事務的政治精英如此脱離本國民眾和現實，其外交邏輯更不可能會被他國理解和接受了。

其次，在當前美國國內病態的政治環境下，其外交精英規劃的所謂以築牢“價值觀”聯盟來推進自身霸權規劃的戰略，很難具有強力推進下去的可持續性。美國外交劇烈的“左搖右擺”在近幾年已廣為人們所知，政策“前任建，後任拆”的循環大概率會在接下來數年反覆呈現。

因今年意外爆發的俄烏衝突事件，拜登政策團隊自認為成功再築且統一了西方聯盟，並試圖以煽動亞太區域危機的方式來改進亞太聯盟架構。然而，此努力目前的進展，很大可能會因美國國內已相當明晰的共和黨在今年中期選舉後國會影響力增強以及2024年共和黨大概率重新佔據白宮的前景而遭遇挫折，屆時“盟友責任論”“貿易保護論”及“外交整體民粹化”將再次回潮。當前拜登團隊幾乎所有自認的系列“外交成就”，很難在美國這樣極端政治變化中得到持久維繫。在這樣的背景下，密切關注美國政治的那些盟友最近數年已感受過“付出”但被美“出賣”的教訓，其對美國政策的信心及其各種承諾或行動後果，不可能不會抱有質疑，“價值觀外交”的現實功能更是因美國自身民主質量的急劇衰退而下降。

面對國內政治瀕臨“內戰”的嚴重“分裂化”以及價值觀外交的“滑稽化”，美國確保其霸權的最關鍵途徑是製造或煽動大危機，這是將美國國內綜合性危機和外交搖擺性導致的信譽危機暫時擱置化解的節省“經濟方式”。當然，這也是當前美國處理對外戰略性議題的最突出特徵。

總的來看，美國政治精英應該比較清楚其國內與國際政治現實，但其推動實施的內外政策表明，他們實際上並不是想化解這個國家面臨的國內外重大現實問題，相反是以脱離本國民眾訴求與時代趨勢的方式強行塑造一個他們“想象的現實世界”，帶來的是一個更具競爭性和對抗性的分裂世界。這不能不説是美國人民的悲劇。（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