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帥：中國科技與國際共生而非“脱鈎”

當前西方有一種輿論，認為中國在科技上過於強調獨立自主，同其他國家已成“脱鈎”之勢。這種説法嚴重不符合事實。

原因有三點。一是“脱鈎”意味着高校及科研機構不再進行國際合作，但是中國並沒有。一方面，中國高校同國外高校保持着緊密的合作交流。例如，中國大學的醫學院與海外大學及世界衞生組織保持着緊密合作，在公共衞生及全球防疫領域開展深度合作，分享科學數據和經驗，積極應對全球疫情。另一方面，中國的科研機構同其他國家的科研機構持續進行科技合作。例如，上海交通大學與德國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合作，依託上海智能製造研發與轉化功能型平台，成立上海交通大學弗勞恩霍夫協會智能製造項目中心，圍繞智能製造和工業4.0前沿技術開展深入合作研究。

二是“脱鈎”意味着科技企業不再進行跨國研發合作，但是中國並沒有。一方面，中國企業持續在全球佈局，將研發中心設在多個國家。例如，長安汽車在意大利都靈、日本橫濱、英國伯明翰、美國底特律及硅谷，都建立了研發中心，形成了全球協同運作的格局。這不僅推動了其品牌研發理念的國際化，更提升了品牌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國外企業的研發中心在中國多地落地生根。截至2021年11月，上海擁有827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504家外資研發中心，以歐洲、美國和日本企業為主，主要集中於生物醫藥、集成電路、汽車製造、智能製造等行業。

三是“脱鈎”意味着脱離國際科技及學術圈，但是中國並沒有。一方面，中國加入世界上多個科技組織。目前中國已經與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係，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超過200個。同時，中國還積極牽頭成立國際科學組織，例如中科院成立“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科技組織參與度越來越高。電子工程專家龔克當選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WFEO）主席；半導體材料學專家王曦當選亞洲科學理事會（SCA）主席；電子學專家黃維當選亞太地區工程組織聯合會（FEIAP）副主席；物理學家趙忠賢連任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WFSW）副主席。

事實上，中國不僅沒有在科技上與國際“脱鈎”，反而呈現出共生髮展的良性模式。一是中國政府加強國際科技合作頂層設計，貢獻中國方案。為適應創新驅動發展的國際化形勢與需求，我國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海外人才開放合作的政策措施與保障服務。例如，科技部發布《關於推進外籍科學家深入參與國家科技計劃的指導意見》，邀請外籍科學家參與國家科技計劃戰略研究和任務佈局等頂層設計，推動外籍科學家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管理工作，鼓勵外籍科學家領銜和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研究。

二是中國企業從全球僱用科技人才，貢獻中國資源。為適應當地環境，中國企業在國外開設分公司一般會優先選擇僱傭當地科學家或科技人才，此舉為東道國提供了就業機會。例如，華為已在全球建立26個研發中心、36個聯合創新中心，在法國、加拿大、日本、印度設立研究院，擁有數學家700多人、物理學家900多人、化學家100多人，其中外國科學家佔比為20%-30%，大約是400-600人左右。

三是中國科技工作者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貢獻中國智慧。中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同包括歐盟、俄羅斯、“一帶一路”沿線眾多國家和地區保持長期科研合作。例如，中國是歐盟科研創新資助計劃“地平線2020計劃”的第一大合作伙伴，重點在農業與生物、能源、信息通信、納米、太空和極地研究等領域展開合作，包括中國科技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多所高校都加入了這一計劃。

因此，當前中國同世界各國在科技上呈現出共生形態，具體表現為合作程度越來越緊密，合作方式越來越多元。“中國天眼”射電望遠鏡已向來自全球14個國家27個科學項目開放；中國新冠疫苗已向20多個國家轉讓技術併合作生產，在海外形成了10億劑的年產能；中國空間站已經確定了20個左右的合作國家，正在組織實施同聯合國外空司合作的首批國際合作項目。事實表明，中國不僅願意參與國際科技合作，而且歡迎世界各國參與中國的科技事業，共享科技成果，造福全球人類。

西方散播中國“脱鈎”，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進行攻擊。國際上一些有識之士早已看出端倪。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發佈的報告稱，美中在科技上長期處於密不可分的狀態，已構成一個龐大的科技網絡，“脱鈎”並重新構建新的科技網將導致危險和混亂。（作者是知名科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