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豔東：如何給見義勇為者打造“護身符”

近年來，在一些閒散人員尋釁滋事事件中，不少路人都選擇充當旁觀者。見義勇為現象不夠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城市化導致熟人社會變成陌生人社會，人們習慣於鄰里守望、親朋互助，而傾向於對陌生人冷眼旁觀。但是，法律制度應當起到對見義勇為的鼓勵作用。

在一些司法判決中，見義勇為者的確遭受過具有爭議性的待遇，如“福州趙宇案”。2018年12月，趙宇因阻止女鄰居被打，將施暴者踢成重傷，被公安機關以故意傷害罪刑事拘留，後經微博求救該案引發社會關注。最終，檢察機關認為，趙宇的行為屬於制止不法侵害，為弘揚社會正氣，鼓勵見義勇為，對其做出不起訴決定。雖然趙宇感受到了法律正義，但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被迫微博求助等經歷，客觀上傳遞出“見義勇為有風險”的不當觀念。

我們需要為英雄鼓掌的法律。中華文明從來不缺乏英雄主義，但更需要鼓勵英雄的保障。長期以來，我國法律對見義勇為持中立態度，主要是基於警惕私刑氾濫，擔心羅賓漢式的俠盜遊離在法律之外。但是，隨着掃黑除惡工作的深入，民間“以暴制暴”的現象整體上已經得到消除。我國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充分調動民間力量，形成“全民皆英雄”的社會氛圍，鼓勵人們與違法犯罪做鬥爭，讓不法分子陷入人民鬥爭的汪洋大海，確保人民羣眾的安全感。

可喜的是，我國法律正在逐漸校正“抑制見義勇為”的理念。2021年的《民法典》第183條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此外，第184條進一步強調：“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民法典》明確表明了“鼓勵見義勇為”的立場。未來我國法律需要完善的，是進一步激活《刑法》中正當防衞的規定，使其成為鼓勵見義勇為的條款。

近年來，我國的正當防衞制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在“於歡因母被辱而殺人案”“崑山反殺案”等案件中，我國司法機關從“限制防衞權”轉向“擴張防衞權”，向全社會傳達了“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理念，使正當防衞變成公民反抗侵害的制度依據。未來，我國還需進一步激活正當防衞規定，使之既“鼓勵被害人反抗侵害”又“鼓勵路人見義勇為”。

第一，我國的防衞權本身就包含第三人防衞權。我國《刑法》第20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在英美國家，正當防衞主要是被害人的自衞權。早期英國判例認為，國民不能用武力保護與自己無關的旁人，除非與其有特定關係（如父母、子女、同事等）。至今，英美國家的刑法仍然認為，為他人防衞時應當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不能人人都當警察。但是，我國《刑法》明確規定，防衞權包括為國家和公共利益的秩序維護權，以及為他人利益的第三人防衞權，這兩種防衞權都是見義勇為行為。而且，我國《刑法》不要求防衞人與被害方利益之間存在特定關係。換言之，任何公民遇到不法分子侵害公共或他人利益時，都可以挺身而出行使防衞權。這種將秩序維護權和第三人防衞權納入正當防衞的制度，在全球範圍內都不多見。換言之，我國《刑法》奉行“鼓勵見義勇為”的政策導向，司法機關要用好、用足立法資源。

第二，司法機關應當秉持“鼓勵見義勇為”的刑事政策。再好的立法都需要司法機關的準確執行，近年來，我國司法機關不斷擴張着被害人的防衞權，得到全社會的認可。接下來，司法機關還應激活“見義勇為型”防衞權，在處理“福州趙宇案”類似案件時，大膽免除見義勇為者的刑事責任。對見義勇為型防衞人，原則上不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即使見義勇為者防衞過當，造成重大傷害，原則上也按照“情節顯著輕微”進行不起訴處理；在見義勇為者造成侵害人死亡時，即使要定罪，原則上也應判處緩刑。同時，在證據標準上，採用“有利於防衞人、鼓勵見義勇為”的推定原則，在出現證據難以認定的情形時，一律認定見義勇為者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第三，在國家層面出台鼓勵見義勇為的專門性法律。美國很多州都有專門鼓勵見義勇為的《好撒馬利亞人法》，我國也可以借鑑類似立法模式，制定專門法規定見義勇為的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未來《見義勇為法》應對見義勇為者進行物質和精神嘉獎，在醫療、社保、教育、就業等領域，給見義勇為者全面的政策鼓勵，形成“一日英雄，終身受益”的激勵機制。

總之，鼓勵見義勇為應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國家行動。激活正當防衞規定，賦予見義勇為者以法律護身符，必能讓互助精神頻頻閃耀於華夏大地。（作者是浙江大學檢察基礎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