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亞太國家沒理由接受北約擴張引誘

烏克蘭問題聯絡小組於當地時間15日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討論向基輔提供重型武器問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烏克蘭應擁有更多的重型武器。北約和夥伴已在足夠供應此類武器。”實際上，不斷延續並藉助俄烏衝突的熱度，北約更大的重頭戲是有意把它在月底的峯會搞成一場大型“越界派對”。

除30個成員國外，有意入約的瑞典、芬蘭和遠在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夥伴”都在受邀參會之列。目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總統尹錫悦都表態將參加這次峯會，澳新領導人蔘加也是大概率的。繼冷戰結束之初在歐洲搞大規模東擴、以“反恐”為名在阿富汗參戰之後，北約正急切地想把俄烏衝突做實成第三次“機遇”，搞出一個像模像樣的“全球化”來。

在“跨大西洋關係”這一內核之外，北約多年來苦心經營起一整套“夥伴關係網絡”，先後將觸手伸向歐亞地區（“和平夥伴關係”）、中東北非（“地中海對話”）、海灣地區（“伊斯坦布爾合作倡議”）和亞太地區（“全球夥伴關係”），成為北約彼時向歐洲以外地區搞擴張並向非軍事安全領域搞滲透的主要工具，也成為它此時要搞“全球化”的主要抓手。

北約在構建和推廣“夥伴關係”時精心謀劃、周密部署，採取了“越界+跨界”的策略。

首先，是從地區安全議題入手，通過與北約毗鄰國家的對話交流，逐漸突破地理界限，向周邊的歐亞內陸和地中海南岸滲透。其次，是為了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北約早已不滿足於只在歐洲一隅發揮作用，通過議題跨界來進一步突破地理侷限。

自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就不斷通過泛化安全概念、擴張安全議題來“提升站位”，拉攏一些在地理上與北約分離但在地緣上至關重要的國家參與，在海灣及亞太地區投棋佈子，形成跨區域的網絡結構。除傳統安全外，北約當前的戰略方向已經涵蓋海洋、網絡、太空、反恐、氣候乃至投資、基礎設施等領域，在如此龐雜的議題下，北約可以採取靈活對接的方式，將“夥伴關係網絡”越織越大。

如果只是一張大而無當、徒有其表的關係網，顯然不合北約的胃口，要將網絡越織越密並讓網羅到的國家可以成為“北約擴張的工具”，就需要有堅固的紐帶鏈接。北約為此藉助的手段就是“政治化”。

“政治化”是和“全球化”幾乎同時提出的北約“改革方向”，其核心就是要將北約鍛造成輸出西方價值觀、制度觀和安全觀的可靠工具。近年來，聯合“志同道合者”成為北約織牢關係網的優先原則，因此在現有的關係網絡中，北約給予一些亞太國家更大的熱情和關注，正在出現要把它們從“夥伴”發展成“盟友”的動向。

無論從安全環境、地區格局還是戰略文化來説，北約和亞太都扯不上什麼關係。亞太地區一方面不是冷戰的主戰場，另一方面地區政治生態豐富多樣，不結盟運動影響深遠，沒有形成集團式對抗的歷史基因和現實需求。但出於美國的戰略需要，北約正試圖激活並提升它的“夥伴關係網絡”來摻和亞太地區的安全事務，進而改造地區的安全結構。

北約為它插手亞太找到了兩個理由：

一是，充分利用一些地區國家對俄烏衝突的片面認知來重提“國強必霸、捍衞民主”的陳詞濫調，用“今天的俄羅斯就是明天的中國”來製造緊張氣氛、恫嚇地區國家，從而創造出亞太地區對“北約式集體安全”的需求。

二是，盜用“安全不可分割”原則，製造出“歐洲與亞洲安全不可分割”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把失敗的教訓當作成功的經驗來對亞洲説教。儘管這套説辭上不了枱面，但謬種流傳之下，北約釋放出了要將其在亞太地區的“夥伴關係”由虛轉實、破壞地區安全生態的危險信號。

如果集體安全的定義是“在集團式對抗中獲勝”，那麼北約可以將它對俄羅斯形成的圍攻之勢標榜為“成功”，但如果地區安全的目的是維繫和平、不戰不亂，那麼俄烏衝突讓歐洲重燃戰火則絕對是地區安全的失敗。眼前的歐洲安全困境的確可以給亞太國家提供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但得出的結論與北約試圖用來蠱惑“亞太夥伴”的謬論恰恰相反：排他性對抗性的集體安全只會在亞太製造出更多紛爭和恐懼，集體安全的“成功”是以地區安全的“失敗”為代價的，亞太國家沒有任何理由接受一個失敗者的説教和引誘。

如果“歐洲與亞洲的安全不可分割”，那麼也應當是歐洲認真借鑑亞太地區維護了總體和平的經驗才對，否則就無異於問道於盲、緣木求魚了。（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