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虎：“脆弱均衡線”背後的深層邏輯

俄烏衝突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事件，由於事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有美國和北約的捲入及俄烏作為直接當事方，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重大而深遠。一段時間以來，對俄烏衝突的起因性質眾説紛紜，甚至呈現輿論交鋒現象。但不少觀點都不符合事實本相，也難切入問題要害。實際上，俄烏衝突本身是個國際政治問題，首先需要從國際政治本體意義上作出解釋。

所謂“特別軍事行動”是俄羅斯對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北約東擴抵近家門的戰略反彈。但是，俄烏衝突有着極為複雜的國政經緯，體現了國際政治的深層邏輯。

二戰後，根據戰勝國意志所訂國際條約的約制及兩大聯盟體系建立的事實，東西德邊界線成為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分界線，被稱為均勢的“脆弱均衡線”和地緣政治的中間線，保持其穩定長期以來被視作戰後國際秩序的基本要素。上世紀90年代初德國統一時，這條線東移到德波邊界，東西德和美蘇英法“2+4談判”簽訂的國際文件，確保德波邊界不能變更，這既是戰後國際秩序基本邏輯的政治延續，也是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的構成要件。

但是，在蘇聯解體、華約組織解散後，美國推動北約東擴進程，自1997年波蘭等三國加入北約起已實行5輪東擴，事實上將“脆弱均衡線”向東推進1000餘公里，並在靠近俄的波蘭和羅馬尼亞部署導彈防禦系統，致使東西方均勢嚴重失衡，大幅壓縮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和安全緩衝。2008年烏克蘭提出加入北約，2021年底北約重申烏入北約的既定方針，超出俄羅斯容忍底線並引發其作出強烈反應。

也就是説，烏克蘭不加入北約、保持中立地位，是俄羅斯在北約東擴問題上所能容忍的最後底線。這也是基辛格2014年撰文指出“烏克蘭不能成為東西方對抗的前哨，而必須做東西方聯繫的橋樑”的道理所在。今年4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訪問莫斯科時，當面對普京表示理解俄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訴求。因此，從國際政治深層邏輯看，一旦“脆弱均衡線”大幅東移、“前哨”與“橋樑”的關係顛倒，俄烏衝突的發生就難以避免。

歐洲國際政治有着保持均勢、以均勢謀求穩定與和平的古老傳統，雖然勢力範圍、緩衝區，甚至中立國等概念都已顯陳舊，但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和國際法準則仍然涵括均衡與和平的要義。顯然，“脆弱均衡線”既不是東西德之間，也不是德波兩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在背後內含國際政治一個長期深刻的課題：如何構築穩定的歐洲安全秩序，其安排能得到各方接受並可保障持續的和平。歷史上，這個問題處理不當常常引發歐洲內部的衝突與戰爭。馬克思曾寫過著名文章對三次瓜分波蘭做過剖析，揭示了其中的歐洲政治奧秘；那句“歷史上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便出自這類論述。而當代的基辛格、喬治·凱南、米爾斯海默等學者都強調過歐洲均衡、東西方平衡的重要性，對“脆弱均衡線”所含機理頗多論述，喬治·凱南甚至很早就發出過“北約東擴從一開始就是美國犯下的最致命錯誤”的警告。

當然，“脆弱均衡線”不具有法律框定的性質，但具有國際政治現實意義，並實際影響到軍事戰略部署。冷戰時期，這條線兩側對峙雙方壁壘分明，軍力佈防嚴密，軍備競賽攀升，卻不得有絲毫越線行為。於今而言，如果雙方都恪守這條線，就不會有俄與北約關係的緊張；如果均衡線效應還管些用，即使在美強俄弱、北約單方強勢的情況下，北約東擴到烏克蘭止步，俄羅斯多少還能忍讓，不至於作出激烈反彈。

當年美國務卿貝克説過北約不會向東推進1英寸，這個所謂承諾是口頭的，沒有訴諸文字，形成任何法律文件。以後建立“北約-俄羅斯和平夥伴關係”和北約-俄羅斯理事會都只是為暫時安撫俄羅斯。隨着時間推移，考驗美國和北約國際政治信譽的關鍵，是它們是否遵守“脆弱均衡線”的內在要求。後來，真正令俄羅斯感到不安的，是不斷推進的北約東擴，是對“脆弱均衡線”深層邏輯的漠視與鄙棄。

因此，正是從這種深層邏輯，也就是“脆弱均衡線”不能東移的角度講，北約東擴嚴重違背了國際政治的內在規制，違背了維繫東西方關係的均勢原理以及相關國際關係原則，也違背了歐洲安全不可分割原則。現在，在俄烏衝突的暴力和各方付出的代價面前，“脆弱均衡線”凸顯出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和嚴重性。毋寧説，俄烏衝突是30年來北約東擴積累矛盾的總爆發，更是打破“脆弱均衡線”導致歐洲乃至東西方關係嚴重失衡的結果。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國際政治早已脱離霍布斯時代，但還沒到理想化的康德時代，實際上仍處於洛克時代。所以，在國際政治中確立和維持均勢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保持均勢中的“脆弱均衡線”就是必要的。“脆弱均衡線”的建立或者重建均是由各方的戰略利益、安全訴求及實力對比所決定的，旨在保持國際秩序必要的穩定、有序與和平，使國家行為符合國際互動邏輯。（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