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戰爭疲勞症”深深困擾歐洲

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領導人日前“突訪”烏克蘭，並會見烏總統澤連斯基。法國總統馬克龍會見後表示，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四國已經達成一致，支持歐盟委員會立即給予烏克蘭“歐盟候選國地位”。四國領導人還表示“要幫助烏克蘭打敗俄羅斯”。

實際上，“突訪”背後是數週前就開始籌劃、但遲遲拿不定何時訪問更妥當的糾結。歐洲人心態在變化，畢竟俄烏衝突的成本已很大程度被轉移到歐洲頭上，衝突持續越長，歐洲付出的代價就越大。歐洲已經深患“戰爭疲勞症”，此前澤連斯基已經公開談論這種擔憂，結束衝突的多重迫切性在不斷上升，所以法德意羅領導人才會如此着急扎堆訪烏。

一是經濟層面的迫切性。疫情影響下的供應鏈因衝突進一步受損，尤其是制裁導致的能源、原材料和糧食價格暴漲，更直接衝擊歐洲經濟根本和民眾日常生活。歐元區5月份通脹已達到8.1%的歷史高位，歐洲央行表示將在下個月加息，這將是時隔11年以來的首次加息，若通脹形勢未見好轉的話，9月加息幅度可能更大。

同時，歐洲央行還將歐元區今年GDP增長預期從3.7%下調至2.8%。在經濟低迷之際，歐洲央行收緊貨幣政策雖有應對通脹的無奈，但總有些“頭痛醫頭”，很大程度會抵消各國政府的財政刺激效果，使復甦希望變得越發渺茫，甚至有陷入滯脹風險。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認為，如果歐盟繼續制裁俄羅斯，對俄天然氣實施禁運，將摧毀整個歐洲經濟，畢竟沒有人希望歐洲破產。

二是社會層面的迫切性。經濟好，不會解決所有問題；經濟不好，一定會出問題。經濟前景不明加上貧富差距擴大，會進一步反映到社會層面，導致人們對現實不滿增多，並反映為反戰情緒的上升。例如德國就已多次爆發大規模的反戰遊行，要求西方國家停止對烏武器援助。當然，最麻煩的還是財政資源的再分配，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削減，恐令政府陷入兩難的境地。德國宣佈增加國防開支1000億歐元，加之對俄製裁帶來的能源轉型壓力陡增，已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嚴重質疑。如果衝突再持續下去，本來已有的社會矛盾進一步被凸顯放大，經濟狀況和社會政策都將陷入困局。

三是政治層面的迫切性。經濟影響社會，而社會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法國剛剛結束總統大選，又在進行國民議會選舉。以往法國的選舉很少涉及外交議題，選民更關心的還是內政。但俄烏衝突卻改變了這一政治慣例，內政已很大程度受到外交的影響。無論是極左翼的梅朗雄還是極右翼的勒龐，都是借生活成本的上升來拉選票。雖然馬克龍得以連任，但議會選舉仍面臨來自左翼聯盟的巨大挑戰。6月9日，超過170位經濟學家聯名發文，支持左翼聯盟的經濟政策。而且2017年曾支持馬克龍的經濟學家，今年全部缺席了其競選活動。接下來，無論馬克龍的共和國前進黨能否在議會贏得絕對多數，天平已逐漸向反對派傾斜，馬克龍的執政之路似乎不會平坦。

四是一體化層面的迫切性。不團結一直是歐洲的大問題，無論是南部歐洲與北部歐洲，還是東部新歐洲與西部老歐洲，矛盾一直存在，而俄烏衝突繼英國“脱歐”之後再次加劇了歐洲內部分裂。各方對待俄的態度不盡相同，源於安全需求、戰略視角以及經濟利益等不同，但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無疑期望借衝突提升自己的地位，增加在聯盟內部的話語權。而在西歐國家看來，中東歐國家並沒有完全遵循歐盟既有的規則和義務要求，卻反要從西歐那裏無償拿到大量援助資金。這種不斷加劇的權力紛爭，在有關在烏克蘭入盟的問題上就體現得非常鮮明。即便是法國激進左翼代表人物梅朗雄都明確反對，他認為月最低工資160歐元的烏克蘭要儘快入盟是不可能的。

五是國際層面的迫切性。歐洲一直希望在大國競爭中不選邊站隊，而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但俄烏衝突的爆發無疑讓歐洲戰略自主的努力遭受重挫。歐洲在安全不得不更依賴於北約，在能源上與俄羅斯切割後只能更加依賴於美國，而這種成本交換必然讓歐洲在其他問題上更多仰美國鼻息。俄烏衝突持續的時間越長，這種被動的依賴關係對歐洲的獨立性衝擊越大，使其在全球其他領域的利益受損。例如針對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歐洲也早早推出了自己的“印太戰略”。但是，美國積極抽身重返“印太”，被甩鍋的歐洲心裏實際很焦急。

當然，俄烏衝突的本質還是美俄矛盾，或者説是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之間的矛盾。歐洲在其中更多是利益攸關方，而非問題的解決者。在衝突爆發之前，歐洲曾寄望於美國的外交努力，但最後卻發現美國根本不是要平息事態，等到自己再上場斡旋為時已晚。現在歐洲深受“戰爭疲勞症”困擾，多重迫切性讓歐洲領導人越來越坐立不安，畢竟自己的事情還是要靠自己才行。（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