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百年奮鬥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我們黨是怎麼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

求解放：撕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是歐洲發達的頂點，也是西方衰落的開始。兩次世界大戰一方面是西方文明內部危機的大暴露，世界性戰爭也催生了新興國家和新型制度的出現，從而動搖了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所支配的世界政治結構。西方的衰落導致的世界政治結構重組，一方面是西方內部總體性危機的結果，而西方內部危機所誕生的社會主義運動、民族主義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國家的批量產生以及隨後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根本性地動搖了西方主導的世界政治。

中國共產黨正是危機時代世界政治的產兒，也成為撼動“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有生力量。這是因為，中共的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都是國際主義的。在思想資源上，主張世界革命的《共產黨宣言》是中共成立的指導思想；在組織資源上，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下成立的，中共二大決定關於“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決議文也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形成的。這些決定了，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強調“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勝利必然具有世界政治的決定性意義。首先是根本性地改變了亞洲秩序，此前美國以蔣介石政權為基地而支配其在東亞的秩序，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美國轉而以日本為基地。其次，中國的規模對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和信心至關重要。第三，新中國的出現對民族獨立和解放具有標杆意義。二戰之後的20年裏，從南亞、東南亞到非洲，出現了人類空前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新興國家批量誕生，其目標大多數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儘管名稱各異。

到新中國成立時的20世紀中葉，兩個多世紀建立起來的一統天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即政治上“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經過一個世紀國際共產主義的“反向運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解放性制度體系，最終撕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並重組了國際秩序。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求富強：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新中國前30年不僅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工業體系，不可用GDP衡量的社會建設更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具有實踐理性精神的中國人履行“堅持方向、混合至上”的原則，很快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被認為相當於英國工業革命的意義。因為中國深厚的文明和超級規模，中國通過改變自己而改變了世界。

國際秩序是由價值觀、國際制度和中心國家治理能力三個要素所構成，而價值觀和國際制度都是中心國家所塑造的。目前，曾經流行的“普世價值”處於悖論之中，自由貿易原則被貿易保護主義折衝，言論自由因“政治正確”而大打折扣，平等權遭遇到白人至上原則。價值觀的混亂進而導致國際制度的失靈。這一切，都源自“普世價值”的挫敗和美國治理能力的衰敗。美國國內的治理出現了大麻煩，既有因工業空心化而導致的底層白人的生存問題，也有與生俱來的黑人問題即民族問題，還有文化多元主義帶來的移民衝擊的美國“國民性問題”。三重問題疊加在一起，就是美國國內的極化政治，制衡體系變成兩黨之間的“否決制”，在福山看來，這本身就是“政治衰敗”。霸權國家的政治衰敗必然會引發國際秩序的大變革，或者説是國際秩序變革的動力所在。

在美國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時候，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經濟體崛起了。1840年，非西方國家工業製造佔40%，西方是60%；1900-1980年，非西方國家工業製造業僅佔10%的比例，西方發達國家佔90%；但中國的改革開放根本性地改變了這個西方工業國家佔絕對主導的比例。到2010年，非西方國家工業製造已經達到40%，西方國家下降到60%，而且，有利於非西方國家的趨勢仍在加強，到2020年，非西方國家工業製造權重已經達到一半，世界彷彿重返1840年。但是，不同於1840年的是，那時的西方大多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工業化革命，而非西方甚至還不知道火車為何物；今天，非西方國家在學習中趕超，二戰後，製造業中心發生轉移，從發達國家轉移到東亞地區，又從東亞地區轉移到中國大陸。

財富權力轉移再次證明霸權國家衰落的一般規律，從西班牙到英國到美國，共同的規律是工業經濟脱實向虛。西班牙開始“白銀資本”，帶來手工業的衰落，以及法德等周邊國家的興起。英國19世紀末工業基本讓位美國和德國。這是財富轉移導致的霸權衰落，具有不可逆性。

二戰以來，國際秩序似乎從來沒有目前這般混亂。一方面，既定國際秩序的建構者反而成為秩序的破壞者和麻煩製造者，而其他傳統的秩序維護者比如德國、法國又勢單力薄，難堪重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中成長起來的新政治力量比如中國和印度等，儘管不滿於既定的國際秩序，也無意建構一個替代性的新國際秩序，它們追求的是讓既有國際秩序更多元化、更平等化、更公正化。未來的世界政治向何處去，説到底取決於新型中心國家的治理能力所帶來的制度供給能力，一如過去的國際秩序先後由英國、美國建立一樣。但中國崛起而誘發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彰顯了可以觀察到的意義。

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福山看來，中國道路成為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戰者。或者説，有着中華文明基因而非奉行自由主義的中國道路，給新國際秩序帶來了新價值元素。在世界政治史上，中國是非西方國家中第一次不以戰爭掠奪而以和平發展躋身於發達序列的國家，根本改變了西方國家崛起道路和影響世界的方式。在西方興起後的300年裏，世界政治被認為是“無政府狀態”，或者説國家之間是“準戰爭狀態”，國家與國家、人與人的關係是原始狀態中狼與狼的關係。這是西方國際關係史的寫照，西方發達國家沒有哪個國家不曾依靠戰爭、殖民、掠奪而發達起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載入人類歷史，中國以改變自己的方式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並創造了人類文明形態。

第一，在文明層面，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將改寫300年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導世界政治的深層結構，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發揮重要作用。對此，西方戰略家如亨廷頓早就提出“文明衝突論”。但是，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下大同思想，在當下實踐中體現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多種文明和平共處。如果説西方文明追求的是一種帝國式強權秩序，中華文明主張的則是一種大同型共存秩序。相對於“文明衝突論”，中國人奉行的是“孔子改進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我們致力於共建“一帶一路”，是為了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發展，而不是贏者通吃。

第二，在制度層面，300年來形成的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所主導的，在這個秩序中發展中國家如果也走上發達國家的老路，必然成為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附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政治制度發揮了舉國體制優勢的同時，借鑑了發達國家一些成功的經濟管理經驗，在全球化中逆襲成功。中國經驗為那些想發展而又要保持獨立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啓示。

第三，在地緣政治層面，中國的崛起勢必影響二戰後形成的東亞秩序，中國在地區政治中的作用和向心力必然加強。即便是在全球政治中，正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所説，在過去兩千年中，中國一直是領跑者，只是在過去200年的時間裏一度落伍了，現在的中國只不過是回到其應有的位置，因此西方國家需要正確面對這個“新競爭者”。

秉承天下大同理念的中國，先是“求解放”而在改變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繼而通過改革開放“求富強”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倡導多樣文明和諧共存。有目共睹，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不僅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而且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