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衞東：美國墮胎案判決的體制性根源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長達近50年的“羅訴韋德案”判決，不再承認墮胎是女性的憲法權利，而將墮胎是否合法的決定權下放給各州。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最高法院通過推翻先例來剝奪既有個人權利的判決非常罕見，因而此案也震驚了美國甚至整個世界。不出所料，共和黨與保守派人士對此判決歡呼雀躍，14個州的墮胎禁令即刻生效，還有更多州醖釀加入禁止墮胎或通過更嚴墮胎限制的行列。民主黨和自由派人士則怒火中燒，總統拜登稱最高法院的決定犯了“悲劇性錯誤”。

美國最高法院一般被視為相對意義上的“政治淨土”。因為大法官是終身制，一旦獲任就無須屈從於黨派利益，所以他們的社會聲譽通常好於總統或議員。但在美國體制下，司法系統的運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干擾。由於大法官都是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批准，總統所屬黨派以及佔據參議院多數席位黨派的政治傾向，必然成為挑選大法官時的重要標準。這次支持推翻墮胎憲法權利的五名大法官中，三名是由特朗普提名，另兩名分別是布什父子提名的。這幾名大法官在提名過程中接受參議院質詢時，大多認可“羅訴韋德案”是一項經過前輩大法官再三論證的重要判例，但就職後卻自食其言，開始依照“保守派初心”行使大法官權力，以實際行動回報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共和黨“恩主”。

就在今年5月，這一判決的草案泄密曾在美國社會引發軒然大波。但美國民眾的強烈反應並未迫使大法官們重新考慮自己的決定，多數意見判決書的公開版本與泄密版本沒有實質區別。支持禁止墮胎權利的大法官們並非不清楚此案將會引發的爭議程度，但他們知道自己無須為這種爭議承擔政治後果。畢竟，迫使大法官離任只有國會彈劾一條路，但發起彈劾的條件是“叛國、受賄以及其他重罪和輕罪”，這顯然不包括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導致引發爭議的判決。

理論上説，拜登政府可以提請國會立法增加大法官的人數，或推動國會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來限制大法官任期，但在如日中天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時期都未能達成的目標，現在就更沒有可操作性。唯一可行的只是一些技術上的手段，比如發佈行政令來對抗最高法院這項“極端”判決，或是擴大墮胎藥的可及範圍、挑戰將跨州墮胎視為非法的一些州法律等。美國白宮發言人稱總統拜登已在權衡發佈行政令的方式，但他仍“尊重”最高法院，認為沒必要擴充成員。堅決反對這一判決的各大企業和金融機構，能做的也只是為員工跨州墮胎提供更多財政補貼而已。

於是，儘管近60%美國人不希望看到“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儘管聯合國、世衞組織和多個西方國家領導人都對美國最高法院禁止墮胎的判決表示遺憾甚至擔憂，但這一涉及美國數以百萬計女性基本人權的議題，仍然很難翻盤。美國《時代週刊》認為，自由派在維護墮胎權問題上失敗的原因，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流行文化中的女性符號等形式問題上，忽視了在政治甚至美國製度層面維護女性的一些基本權利。在共和黨人任命更多聯邦法官和悄悄推進對州政府層面的“蠶食”時，民主黨人卻在忙着推倒歷史雕塑，商討取消警局，在國會大廳下跪悼念弗洛伊德和其他“不公正地失去生命”的美國黑人。

但問題顯然不是那麼簡單。這一判決的堅定支持者之一、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被爆曾表示，“自由派讓我的生活痛苦了43年，我也要讓他們的生活痛苦43年”。面對公眾抗議，他還表示今後最高法院還可能重審其他涉及個人權益的已有定論的敏感案件。無論這些言論在支持女性墮胎權的抗議者看來多麼具有挑釁性，但在形式和流程上它們卻是“合法的”。正是美國憲政體制的設計本身，導致了這些匪夷所思的現象。美國建國先賢們出於分權制衡考慮發明了這套體制，沒想到在今時今日被工於心計地利用了。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最高法院五名大法官的個人意志，就定義了世界上“最發達民主國家”裏半數公民的人權。

當然，拜登政府可以利用這一機會呼籲受害者們在中期選舉中為自身權益而戰，但這既改變不了最高法院判決，也不能避免美國女性的天然權益再次被政治化。要知道拜登在擔任參議員時也並非女性權利的堅定維護者，而特朗普在成為總統前並不反對墮胎。對他們來説，這都是政治，而美國政治體制對此無可奈何。（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